有不少写作者很多情，他们有着许多浓得化不开的情结，除了众所周知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以外，还有一个教材和教辅情结。
近日，赵忠祥刚刚著成一本50万字的电视主持行业的学术用书。他一再强调，这本书并非大众读物，更不是时髦的名人自传。书的内容比较专，主要是从主持人行业的入门、进修、工作技巧等方面进行阐述和分析。赵忠祥说：“虽然我写的不是教材，但作为一本学术
用书，能在中国传媒大学等学校的主持播音系里当做参考书，当然是我希望的！”很明显，赵忠祥是想让自己的书进大学成为专业参考书。
与赵忠祥的目标稍低一点，新华社记者唐师曾写的书只要能进入学生的视野他就满足了。他在新书《我的诺曼底》即将出版时说：“我出书有一个原则：定价要低，便宜了，学生才买得起，我特希望学生们能看到我的书，我想让他们避开我当年的困惑与幼稚而借鉴我的某些长处，他们有青春有时间能拿生命赌，所以我愿给他们看。”
看来，有教材情结或希望进入参考书范围的作家不在少数，而且这个传统由来已久。早在几十年前，我刚当记者时就看到不少介绍名记者的说法：某某记者的作品入选大学参考书或中学教材。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作品能入教材应当是不小的荣耀。现在虽然有了许多文学奖，但是如果作品能进入教材，哪怕是课外读物，也是了不起的，所以，有些作家在总结创作成绩时都不会漏掉这方面的内容，真是沾着“教材”二字就光彩。
的确，能进教材或学生参考书的作品大多是名人名篇。在我们的记忆里，进教材的作家都是鲁迅、茅盾、朱自清、杨朔、叶圣陶这样的大师级人物。这样一来，谁的作品能进入教材，便意味着和泰斗们平起平坐了，这怎能不让作家梦寐以求？
其实，我们的作家太多，好作品也不少，但教材的容量毕竟有限，因此，能否进教材不应成为衡量作品的标志。教材只是代表了一种引导和方向，它是好作品，但不是惟一的，更不可能囊括中国作家的所有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