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动辄便声称“颠覆”的时代，由于对“落伍”心存恐惧，而这种恐惧又转换成难以言说的焦虑，于是相当一部分时尚青年，便通过不断模仿他们心目中的娱乐偶像，来证明自己“与时俱进”、“东方不败”。
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说，行为方式可以通过“社会感染”的途径大面积传播，对名人的模仿，更有“登高一呼，应之千百”的轰动效应。在一档“时间就是钱”的节目里，我们看
到侯耀华穿着大背心，在一个封闭的透明球体满头大汗地慌忙抓钱。根据游戏规则，在有限的时间内，他无论抓到多少代币券，都可以现场兑换成人民币揣入个人口袋。侯耀华声称这样的游戏很好玩，“教育了青少年，钱挣得不容易。抓得那么辛苦才有3000多。”不过这样的“教育”颇具讽刺，因为如此变着法子折腾，所折射的恰恰是充满躁气、对金钱顶礼膜拜的世相。
德国哲学家弗洛姆说：“我相信，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又能超越自然，那是因为人具有理性和自我意识。”综艺节目愉乐视听，给人以轻松是必要的。在商业化社会，收视率本身便意味着金钱，但如果将这种娱乐停留在只能以人的身体搞笑，总是与各种“性趣”挂钩，则未免流于庸俗。更令人难以忍受的还在于，由于节目制作者创造能力的匮乏，各地的综艺节目日趋千人一面，这种“克隆”现象，既低估了观众智商，更让人提不起兴致。
荧屏上究竟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偶像？在一些人看来，放纵自我已近乎成为生活的唯一目的。似乎不纳入这种轨道，便是不懂得人生。他们在“不求天长地久，只要片刻拥有”的旗号下，过分盲从于本能的驱动。与这样的心态相呼应，许多综艺节目早已成为仅供一次消费的快餐。特别是当一些大众偶像，通过各色媚俗综艺节目，在取悦众人的同时赚取“票房”。
这样的时尚值得人们警觉，因为对自由概念的过度滥用，恰恰会让人丧失个性。各色偶像的出场，较之普通人，有更多的示范作用，传媒所负有的责任是重大的。个人以为，任何节目，都要由制作者、主持人进行具体策划。换句话说，他们是出镜名人的“牵线人”。尽管拿名人开涮，已经成为愉悦大众的方式，但在具体“操作”中，还是应讲究些品位。过分将内容定格于人的生理、感官刺激，只能反衬出节目本身的“阳虚”。当今时代，人们对传媒极其依赖。所谓“榜样的力量无穷”，“坏榜样”所造成的社会影响难以估量。特别是处于心灵冲突中的青少年，彷徨于“人往何处去”的十字路口，他们崇拜的青春偶像，如果能做出好的示范，正是对社会的贡献。一个没有任何禁忌，没有理性，缺乏远大理想、失去人文关怀的社会，注定没有前途。理想的公众偶像，自然也是普通人，食人间烟火，有七情六欲，但他们起码应当懂得尊重别人，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他们应有个人隐私，但不应将个人的隐私、怪癖，作为标榜所谓特立独行的“金疮”，到处向世人炫耀。理想的公众偶像，做人应当真诚，富有正义感，他们拥有爱心，会尽个人的力量去帮助弱者。如果天天戴着人格面具，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一旦半路杀出个不肯“饶人”的女士，便难免遗人笑柄，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
做人当自强，做名人则尤须自重。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如欲留名，自然以流传美名为上。毕竟以头顶着粪、自我恶心的方式出场，除了获得区区财利，落下“骂名”总是不太风光。
肖 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