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纪念：雷蒙·阿隆诞生100周年
谁在吸食“知识分子的鸦片”？
沈展云
(特约书评人)
今年是存在主义大师萨特诞生一百周年，很多媒体都举办了致敬或反思的活动。从报刊上到网上，“存在主义”和“萨萨特”成为出现频率极高的关键词。在这些活动中，一个陌生的名字时不时出现在公众面前，那就是雷蒙·阿隆。
雷蒙·阿隆是谁？相对于萨特在中国如雷贯耳的名声，这个名字未免显得太过陌生。就算在知识界，阿隆的影响也远远远不及萨特。即使在两位哲学家的诞生之地法国，阿隆也经历了一个被误解和谩骂，到现在被广泛承认和追随的过程。
阿隆是萨特的同龄人，今年也是他的百岁诞辰。相比之下，我们对阿隆的纪念，则冷清得多了；在今年的书市上，竟见见不到一本新出版的阿隆的著作。为此，我们特地邀请了对西方思想领域颇有研究的沈展云先生，为我们介绍一下阿隆的主要思想及其主主要中译著作。
靠不住的“良心”
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普遍患有间歇性智力癫痫，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作，在政治狂热的电击之下，陷入迷乱状态。
在进入六月份以后，中国知识界和出版界颇有点热闹，因为这个月份是法国左翼祭酒、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诞生100周年的月份。从报刊上到网上，“存在主义”和“萨特”成为出现频率极高的关键词；坊间有多种萨特著作的新选本在热卖，连波伏娃也搭顺风车再度红火起来。更有所谓“萨特研究第一人”在深情缅怀当年“开启了萨特在中国的思想热潮”的辉煌岁月。的确，萨特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影响了不止一代中国青年。但这种影响，与其说是思想上的，莫如说是行为上的，甚或只是皮毛上的。试问有几人认认真真地读过萨特那并不容易读懂的《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退而求其次，萨特那几部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文学化、戏剧化的剧作，如《肮脏的手》、《苍蝇》、《死无葬身之地》等，又有多少“萨特迷”领略过其中文学与哲学的双重魅力？萨特，已然成为中国一些人用以炫耀“思想”的“符号”，正在卖力地炒作；至于萨特那些有违人类良知的思想和行为，则被有意无意地遮蔽、淡化了。
这使我想起了去年逝世的苏珊·桑塔格。她的去世，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论者纷纷以“良心”为其立论，一片歌颂之声，于是便有“她走了，留下了‘良心’”的崇高致敬。举世滔滔，俨然思想的废墟上，惟桑塔格遗世独立。诚然，桑塔格是“资讯资本主义时代最杰出的批评家”，其对资本主义伪善的一面的批判，一针见血，敏锐而深刻。但是，一如她的前辈萨特、乔姆斯基，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躺在资本主义的温柔乡里咒骂资本主义的伪君子，他们以良知和良心自我轩轾，但他们的良知和良心不是一以贯之，终生不渝的；他们嫉恶如仇，但他们对世上的很多恶行却视而不见；他们正义凛然，但他们的正义感会随着时间、地点、事件、对象的改变而改变。当形势或一些社会事件与他们的政治立场发生冲突，人类最基本的善恶标准，普世价值、知识分子的底线，在他们看来都是可以逾越的。他们就如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所批评的知识分子，一旦吸食过量的意识形态精神鸦片，在正义与道德的大是大非面前，每每迷失了自我，不能自拔。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普遍患有间歇性智力癫痫，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作，在政治狂热的电击之下，陷入迷乱状态。这种病象其来有自，以法、美知识左翼尤甚。20世纪中叶的代表人物是萨特，21世纪初的代表人物是乔姆斯基(在美国已出版了一本揭发乔姆斯基的劣行及其学术造假的书)。
两个朋友的决裂
在阿隆的一生中，与历史的接触是至关重要的，他通过思索历史，来关注现实政治。萨特被称为“思想战线上的守夜人”，但这个守夜人不正视现实，或者游离于现实之外，睁着双眼做梦。
在这个时候重读雷蒙·阿隆的相关著述，再回头审视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对目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良有益也！
阿隆是萨特的同龄人，今年也是他的百岁诞辰。相比之下，我们对阿隆的纪念，则冷清得多了；在今年的书市上，竟见不到一本新出版的阿隆的著作。
阿隆与萨特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曾经有一段时间过从甚密。在纳粹德国占领法国的岁月里，他们都参加了抵抗运动，可以说都秉承了法国大革命所揭橥的“不自由，毋宁死”的人生理念。从1947年开始，两人在对斯大林独裁统治下的苏联的看法和分析及在一些政治观点上逐步产生了严重分歧，阿隆倾向自由主义，而萨特则试图以存在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最终以1955年阿隆出版《知识分子的鸦片》为标志，两人彻底决裂。
萨特与阿隆一样，都是20世纪50年代之后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杰出思想家，他们的重要著作都是人类宝贵的思想遗产。萨特更是多了一重身份: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但萨特在参与一些重大的社会活动时(如在20世纪50年代访问苏联、7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访问中国)所发表的不负责任乃至违背良知的言论，至今为人诟病。阿隆对极权主义有清醒的认识，他对极权现象的思考，是从纳粹德国开始的，进而对苏联进行分析。
阿隆比萨特更精通马克思主义，他对知识分子参与政治和社会实践自有一种评判，其言行体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点。“自由主义的信念在于，相信所有人的天赋自由与平等；随之而来的，他们有着自然的不可剥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财富的权利；他们拥有认识到那些权利和组建政府的理性；政府只有经过被统治者的同意才是合法的。”(布鲁姆:《雷蒙·阿隆——最后一个自由主义者》)在阿隆的一生中，与历史的接触是至关重要的，他通过思索历史，来关注现实政治。萨特被称为“思想战线上的守夜人”，但这个守夜人不正视现实，或者游离于现实之外，睁着双眼做梦(如虽承认斯大林的暴行和苏联有集中营的存在，但认为是阶级专政必要的恶)。20世纪50年代初，对于出现在苏联的集中营现象，加缪和萨特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加缪在论文集《反抗者》中研究了20世纪革命与恐怖之间的联系，但没有引起萨特的关注。加缪批评萨特漠视苏联集中营的存在，萨特就此写文章回应加缪:“是的，加缪，我和你一样，觉得这些集中营是不可接受的；但是，资产阶级报纸利用集中营大肆宣传，这同样也是不可接受的”。阿隆对萨特的说法进行了驳斥:“一条界线将知识分子一分为二，一些知识分子只承认集中营的存在，而另一些知识分子则谴责集中营的存在。正是这两种态度，区分了知识分子的两大阵营。”(《知识分子的鸦片》)加缪反对暴力的革命，而萨特支持革命的暴力。1954年6月，萨特从苏联访问归来后发表声明:“在苏联，人们有绝对的批评自由。”还对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作了充满诗意的描述。
1956年发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罪行。萨特对报告感到惊讶，说赫鲁晓夫的报告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竟然对斯大林这个长期以来的圣人进行如此率直的攻击，“任何对他(斯大林)本人公开正式的谴责以及对他的错误的详细暴露，都是疯子的举动”。
阿隆对秘密报告的内容并不感到惊讶。赫鲁晓夫所披露的斯大林的罪行，其暴政的思想渊源和因果关系，阿隆早已洞烛幽微:政治清洗，民族流放，捏造供词，劳改营，已证明“20世纪的暴政已经到了极为可怕的程度”。阿隆始终坚持着他择善固执的立场:“在20世纪，任何行动都意味并且导致人们就苏联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回避这个问题，就是在谈论历史的同时，回避历史现实的束缚。”
1956年秋天，发生了苏联武装干涉匈牙利事件，由著名哲学家罗素、雅斯贝尔斯等担任主席的“保卫文化自由大会”发表请愿书。请愿书的签字者们“以全人类良心的名义”，恳求联合国采取紧急措施，“以捍卫匈牙利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并保卫这个英雄的民族免遭苏联军队的粗暴镇压和恐吓”。雷蒙·阿隆也在这份请愿书上签了名。萨特对“匈牙利事件”的反应和立场是感情复杂的，对他来说，赫鲁晓夫的报告给他造成了极大的思想震动，尽管他竭力攻击这个报告，但还是很快就在另一份《反对苏联的干涉》的请愿书上签了字，而且名字位居第一。萨特的抗议也很坚决，他谴责了“用大炮和坦克镇压匈牙利人民的反抗”的行径。这是萨特与阿隆在决裂后惟一的“共同行动”。这次行动，也是萨特与法共决裂的标志。但是，萨特的左翼立场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在以后的岁月，他多次发表演讲，继续为极权主义辩护。从1968年开始，萨特“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却采纳了更强调暴力的意识形态。
孤独的声音
“在法国，他是个孤独的声音，直到晚年，法国知识分子才开始从他们长期的左翼情结里恢复过来，进而发现他们中有个伟大思想家依然健在，能够给他们以领导和鼓励。”
阿隆一生特立独行，对知识分子的盲从痛心疾首，在法国左翼普遍狂热的环境中，自列清流，颇有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概。“在法国，他是个孤独的声音，直到晚年，法国知识分子才开始从他们长期的左翼情结里恢复过来，进而发现他们中有个伟大思想家依然健在，能够给他们以领导和鼓励。”(布鲁姆语)阿隆撰述《知识分子的鸦片》，旨在为左翼知识分子开一服“祛魅”之药，招来萨特们的谩骂和诅咒，当在意料之中。正所谓“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但他“立场坚定”，数十年一以贯之不改初衷。阿隆曾撰论文《修昔底德和历史叙述》，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史学家和20世纪世界性冲突的史学家进行比照。阿隆传记的作者巴维雷兹称他为“20世纪的修昔底德”，说“阿隆和修昔底德有一个共同的对象，就是战争。他们作此选择的原因不仅是闻所未闻的暴力以及它所引起的大规模的历史变动，更深层的原因是暴力呈现出经过简化的政治和人生”。法国作家EMILE·MAUROIS 说:“雷蒙·阿隆要是能超脱现实问题的话，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孟德斯鸠。”评价可谓高矣！但倘若疏离时代、超脱现实，那还是雷蒙·阿隆吗？也不会有传世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了！
关于萨特和阿隆，据说在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中，“造反派”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口号:“宁可跟着萨特犯错，也不跟着阿隆正确。”“五月风暴”被称为法国的“文化大革命”，彼时的萨特，积极参加运动，被造反青年目为导师；而阿隆则冷静、清醒地注视着这场革命，随之写出了与此相关的著作《找不到的革命》。在这场风暴中，阿隆扮演的角色，就像面对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托克维尔。阿隆既肯定这场运动的积极意义，又对某些人的“假革命”进行了严厉谴责，招致狂热的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愤恨，称他为“保守派”和“反动的化身”，于是喊出了上面那句口号。关于萨特与阿隆的错与对，美国政治哲学家布鲁姆是这样说的:“本世纪有的伟人，尤其是海德格尔和萨特，要么被希特勒、要么被斯大林欺骗了”；而阿隆，“他在我们可能有的政治选择方面总是正确的。他看到了各种真实的可能性，并能毫不妥协地直面他们，抵抗一切流行的诱惑。很简单，这意味着他在希特勒的问题上是正确的，在斯大林的问题上也是正确的。同样正确的是，他相信民主的政制，尽管有许多缺点，但还是人类最好的、也是惟一的希望。在重大问题上，他总是对的”。历史的发展证明，在许多关乎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原则的问题上，萨特的确错了，“而阿隆是正确的”；但执迷跟着错了的萨特走的人，至今还有很多，这就更让人感到阿隆的“鸦片说”弥足珍贵了。
雷蒙·阿隆著述中译本撮要
《知识分子的鸦片》
蔡英文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3月出版。
本书是西方现代思想史上的名著。由此书引发的激烈争论，令阿隆处境险恶，受尽萨特等人的谩骂攻击。
阿隆对马克思主义的精心研究，堪称专家，不在另一位法国思想家阿尔都塞之下。阿隆更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理论学说”，阿隆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左翼知识分子和他们所贩卖的赝品马克思主义和庸俗马克思主义，以及残暴的斯大林主义，分析了左翼知识分子对苏联的幻觉。因为阿隆的意识形态批判直揭激进左派的痈疽，居心阴险者便谥之为反马克思主义。其实阿隆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他反对的是假马克思主义之名行暴政和暴力之实。
《知识分子的鸦片》涉及诸多方面:左派与右派、革命与反革命、激进与保守、奴役与反抗、自由与启蒙、民主与专制、人民与领袖、理想与冲突、正义与良心、民主与独裁、暴力与非暴力、政治体制与经济模式、欧洲民主与美国式民主、法国大革命、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斯大林主义、人道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神话、苏联与西方、集中营与劳改营、知识分子与政治、知识分子的异化、知识分子的命运……可以说，20世纪人类社会所遇到的各种政治问题、制度问题、经济问题、生存问题……都在这本书中有所阐述。
《社会学主要思潮》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2月出版，葛智强等根据法文版翻译。
本书另有两个中文译本:一个是华夏出版社出版；另一个是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联经版系从英文转译的节译本，只收了论述涂尔干、帕累托、韦伯三人的部分。
这是一部比较社会学著作，也是一部社会学思想史，主要论述了孟德斯鸠、孔德、马克思、托克维尔、涂尔干、帕累托、韦伯七位社会学家的思想和著作。在阿隆的这份名单中，一些“社会学家”的学术角色并不囿于社会学，如孟德斯鸠，既是政治学家，又是法学家；如托克维尔，与其说是一位社会学家，毋宁说是政治思想家；马克思的思想庞杂宏富，非一个社会学家的身份所能涵盖，说他是革命活动家更恰如其分；倒是孔德、涂尔干、帕累托和韦伯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家。但把这七人一起放在宏观的社会学框架中来研究，正是阿隆的深邃睿智之处——社会学是与哲学观念和政治思想分不开的。
《入戏的观众》
赖建成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5月出版，333页，从法文版译出。
1980年10月，两位参加过1968年“五月风暴”的青年学者采访了阿隆，本书就是根据采访记录整理出版的。
“阿隆以一身而兼新闻作家、社会学家、史学家、哲学家，为学、知人、论世，层次繁复，各有专著；加以雄论善辩，每有著作，辄见重四方。他关心思想，放眼时局，于当代政治舞台，亦即亦离，察微观细，勇于发言，尽其言责，坚守立场，有一士谔谔之概；以力抗法国知识界普遍左倾之风潮，揭发极权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本质而闻名于世。暮年的阿隆畅谈一生思想成长和政治社会经验的历程，大事则20世纪中叶种种，如希特勒当权、法国抵抗运动、犹太民族惨祸、极权主义、冷战、阿尔及利亚独立、1968年‘五月风暴’等等；个人则与萨特、梅洛·庞蒂等法国左翼的交往与辩论，娓娓道来，甚具思想深意。”
《为颓废的欧洲辩护》
外文出版局1978年12月编印，无译者名，共173页(法文原书出版于1977年，共511页，中译本系根据英文摘要本译出，只是一个节译本)。
关于这本著作的名字(法文原名《PlaidoyerPourl ’EuropeD écadetnte》，英文译名《InDefenseof decadentEurope》)，如果要比较贴近阿隆书中的原意，似应译为《为衰落的欧洲辩护》。
阿隆认为，西欧在经历了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之后，“正在经历一次经济、政治和精神上的危机”，西欧的自由受到来自几个方面的威胁:军事上强大的苏联；知识分子大多数支持有左翼倾向的社会党；欧洲人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这使阿隆深为感慨，想起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把德国青年和成百万绝望的人引向悲惨的归宿。
阿隆承认西欧——苏联东欧集团以外的欧洲正在逐步走向“衰落”:当苏联的帝国势力从东欧一直延伸到海参崴，英国和法国却丧失了它们帝国的角色；尽管西欧有财富，有文化和自由，但整个西欧已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单独捍卫自己，竟要求美国保持一支军队作为跨大西洋的核威慑力量的象征，以抗衡染指欧洲心脏地带已久的苏军，西欧无可怀疑地衰落了。但阿隆认为欧洲不应失去信心——“在生产率、技术革新、生活水平、科学进步和人类自由这些方面，是西方和欧洲加在一起，走在前面……”既然如此，“人们难道不应该为自由的欧洲，或者说我们衰落的欧洲辩护吗？”
阿隆从十一个方面展开阐述，为“衰落的”欧洲辩护。在第二部分，阿隆集中剖析了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主义，顺便批判了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阿隆指出，即使在列宁时代，苏联党的权力也基本上是由集体掌握的，自从斯大林掌权后，开始大审判，杀掉老一辈的列宁主义者和自己的同志们，像暴君一样行动，实行恐怖统治，更有了举世闻之失色的“古拉格”集中营。“斯大林主义的独创性，还必须从大清洗来看:表现在逮捕成百万苏联公民，老百姓和军人充斥劳改营。”以致后来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无将可用，不得不去集中营寻找那些后来打赢战争的军官。阿隆引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没有斯大林，苏联人民就不会遭到大清洗的极端灾难。斯大林主义的特点既不是“个人崇拜”，也不能用“个人崇拜”来加以解释，它是由于党的权力集于一个人的手中。阿隆还表扬了他的政敌萨特，说他在“头脑清醒的时候”，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对斯大林有精辟的分析:“斯大林的确是党和国家，或者毋宁说党和国家是斯大林。”
值得留意的是这本书附录的两篇文章:《书名的由来》和《事后证明雷蒙·阿隆是正确的》。前一篇是阿隆为《为衰落的欧洲辩护》法文版写的代序；后一篇是刊登该书英文摘要的《文汇》月刊的顾问列奥波德·拉别茨写的“巴黎通讯”，主要分析阿隆这本书的思想背景。
阿隆说，是出版社建议他为大众写一本书，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捍卫与描绘自由，为自由社会的优越性辩护。为了书名，阿隆踌躇再三，开始叫做“为自由辩护”，后来改成“欧洲，当心失去自由”，之后又在“为衰落的欧洲辩护”和“为自由的欧洲辩护”之间犹豫不决，最后才确定现在的书名。“
拉别茨在文章中说，阿隆对二战以后第四个十年欧洲所面临的文化、政治和经济问题作了权威性的分析，自从《古拉格群岛》一书出版后和发生了索尔仁尼琴事件后，意识形态发生了地震，西方左翼(包括萨特)开始反思和动摇，这些现象的出现，应验了阿隆一贯的立场和分析，“事后证明雷蒙·阿隆是正确的”。
《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思考》
多人译，三联书店1992年6月出版。
这本译成中文七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展现了阿隆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不平凡的生活阅历和学术生涯。
阿隆1905年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24年至1928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期间，阿隆已显示出不凡的哲学天赋。1930年，阿隆到德国教书和进修哲学，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欧洲大陆的各种社会思潮，彼时的德国，希特勒纳粹的恐怖已经充斥弥漫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希特勒命令德国人民在卐字旗下列队游行，纳粹独裁政权的上台执政竟然获得大多数德国人民的欢迎。1933年，阿隆离开极权主义甚嚣尘上的德国返回巴黎。
德国占领法国后，1940年5月，阿隆流亡英国，参加了抵抗运动。1944年9月，阿隆返回巴黎。战争结束了，但冷战随即开始，知识分子也迅速分裂成左与右两大阵营。阿隆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猛烈抨击极权主义，与西方左翼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漫长论战。1955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论争的标志性事件。
阿隆重返巴黎大学，担任讲座教授。在这个时期，阿隆著述丰饶，确立了他在世界学术界的重要地位。他在《民主与极权制》中，有一句话对极权主义作了精辟的概括:“时至今日，在这个制度下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制度本身并没有根本的变化。”
1957年，阿隆出版了一本政治性的小册子《阿尔及利亚的悲剧》，反对法国的保卫殖民地之战，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引发了又一场政治地震。
1968年5月，巴黎的大学生不满大学制度，发生学潮，并波及工厂，最终发展到约有1000万法国人参与罢工，国会解散，戴高乐下台。在“五月风暴”期间，阿隆撰写了《找不到的革命》一书，赞同学生的改革主张，但他又批评参与运动的一些人是“假革命“，以意识形态的演说代替政治改革，这样的革命是找不到的。这些观点引发了法国知识分子的激烈争论和学生的强烈反对。
1970年，阿隆以65岁高龄应聘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1974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苏联当局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当《古拉格群岛》在法国出版后，引起很大的震动，左翼知识分子开始对苏联幻灭，他们重新发现了阿隆，并逐渐摆脱了萨特的影响。
1979年，发生了一件引起世界关注的著名事件，大批越南人乘坐小艇逃离祖国，引发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马来西亚决定把安置在其领土上的7.1万名“非法移民”驱赶到公海)。法国知识界发起“为越南难民捐献一条船”——一条人道主义之船——的行动，以拯救漂浮在绝望的大海中的越南难民。同年6月，组织者紧急召开了记者招待会，阿隆和萨特都参加了这次轰动一时的捍卫人权的活动。他们并排坐在主席台上，这是他们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会面，两人的重逢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一百多个国家的报纸刊登了他们握手的照片。
1980年，萨特逝世；1983年10月17日，阿隆逝世。
雷蒙·阿隆的著作，大部分未译为中文。
《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
周以光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6月出版。
本书是阿隆继1962年发表《工业社会十八讲》之后关于“工业社会”的第二本重要著作。阿隆说:“分析阶级斗争是继分析工业社会之后进行的，在本书中人们可以看到对于阶级关系的研究，而这项研究再导向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这将是第三册《民主和极权制》的内容。”
“阿隆根据当今工业社会的现状，对包括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式社会在内的工业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指出，由于工业化的进程，生产力的发展，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平等的减轻，阶级间的流动，社会集团间界线的日益不明确，从而导致工业社会中阶级界定上的困难，以及现代国家的政权的阶级属性的日益模糊，工业社会中的斗争主要是集团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不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中译本提)
《论治史》
冯学俊、吴泓缈译，三联书店2003年8月出版。
“本书是雷蒙·阿隆的一个大胆尝试，从狄尔泰、萨特、梅洛·庞蒂到阿尔都塞，阿隆丝丝入扣地给我们讲述了西方历史哲学和马克思史观的发展脉络，让我们明白了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以及政治行动的悲剧性，等等。”(中译本内容介绍)
图:
雷蒙·阿隆1905－1983:“在法国，他是个孤独的声音，直到晚年，法国知识分子才发现他们中有个伟大思想家依然健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