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介
事实上，《12宫与28宿》的最大意义在于，它将西方(欧洲、阿拉伯)古代星占学与中国古代星占学放到同一个框架内，使读者能够对中西星占学及各自早期天文学历程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并为读者提供了进一步比对的可能。
星占学与天文学关系密切。星占过程中大量科学仪器的使用，使星占学成为人类古代诸学科中最先被近代化和科学化的一个。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方星占学境遇有别。这种差别也进一步影响到了中西文明的近代化过程。从这个角度上看，这本书似乎可以成为破解困扰国人的谜题——比如所谓“李约瑟问题”——的关键。
在历史课本中专门介绍中国早期文化的章节里，古代天文学成就总是浓墨重彩的一部分:从“甘石星经”到“三色星图”，从对太阳黑子的观测到对哈雷慧星回归的记录。中国古代天文学家的工作总能恰倒好处地唤起青年学子的文化自豪感。遗憾的是，尽管同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古代天文学的成就却很少得到系统介绍的机会。以对哈雷慧星的观测为例。许多国人都知道，中国古籍共记载了它自公元前467年以来的32次回归。其实，西方古籍也记载了它的30次回归，与中国古代的记载相比，仅缺公元前391年与公元前315年的两次。西人也未见得比中国逊色多少。
星占学可以大致分成两个部分:“军国星占学”和“生辰星占学”。前者尽述军国大事，而后者则只对个人生活负责。
很显然，“军国星占学”是一门危险的技艺。星占学家们可以通过天上的星象、风云的变化推导出天命的兴衰与君主的凶吉。天子固然可以利用这一技术掌握天命，并进一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辩护，但反对者们也可以利用它颠覆天子的权威。
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天文与农时关系密切，必须时刻关注，因此对星占学，天子就不能像对谶纬一样，一声令下，尽数禁绝。于是，将星占学技巧绝对控制住，使之只能为自己服务成了中国古代专制君主们的重要工作。于是，用江晓原的话说，天文学就成了“禁脔”。皇家天文台“司天监”的官职以世袭的方式传递，以保证天文学知识不会流传民间。皇家垄断天文学、星占学知识的后果令人扼腕:一方面，世袭职务的做法使相关人员的天文学知识、技艺迅速衰退；另一方面，在改朝换代的战乱中，司天监容易受冲击，而对仪器与参考书籍的破坏常常将中国古代天文学打回起点。于是后世的中国人不免发出这样的慨叹:张衡的地动仪、苏颂的水云仪象台如何如何精妙，可惜今人已经看不到了。
其实，西方的星占学家们也总是喜好干涉国家大事。从罗马帝国到大不列颠，皇帝的算命天宫图总是星占学家们重点研究的对象，不时有星占大师跳将出来，给“今上”细批流年。也因为这样，星占学在古代欧洲也不断遭受冲击。罗马皇帝卡里古拉、塞维鲁等都曾屠杀星占学家，焚毁星占著作。
不过，他们无法禁绝星占。西方“生辰星占学”发展充分，并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至寻找失物、判断物价都要求诸天象。更重要的是，它始终没有成为王权的附庸，而可以为任何人服务。一批后来以天文学家著称于世的大师——托勒密、第谷、开普勒，无不是开业坐堂的星占师。各职业星占师之间竞争激烈，他们需要以更精确的手段计算天象变化。对天体运行的详细记录，以及科学仪器的运动也就是“市场竞争”下的产物，而星占学的迅速发展及向近代天文学的过渡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
比照中西方古代天文学的发展历程，“集于王官”与“流散江湖”这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影响从天文学延伸到科学发展的各个层面，并最终影响了中西文明的近代化进程。
徐来
图:
《12宫与28宿——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江晓原著，辽宁教育出版社5月版，5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