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八卦之声 陈白村是劫不是缘
《流光飞舞》里这样唱：“跟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是缘。”不过有的时候，即便跟的是有情人，做的是快乐事，也是劫不是缘。不问是劫是缘的，是李碧华的青蛇，普通人可没这资格。
摇滚女星S起初也许当那是缘，2000年到2003年，可能是这个女人最好的时间里，她和“那个人”在一起。开始不知道他结了婚，后来知道了，还是在一起；后来知道了他可能还有别的女人，很多女人，还是在一起，她为他打掉一个孩子，吃安眠药差点死了……讲到这些，摇滚女星S在杨澜主持的谈话节目《天下女人》里，痛哭失声，甚至令节目中断。
“那个人”对她，不过如此。套路非常熟悉，他把她置于自己的光辉下，贬低她的作品，说那是“狗屎”；她知道了他的婚姻，要离开他的时候，他就来表白，没她，他就不能活；给她看日记，把她的照片贴了满屋子；命令她打掉孩子之后，却又出来端汤送水。最后还派出个人来说：他现在不想谈起她。关于感情的事情，她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这边不发表回应。
身为女人，什么样的男人都可以交往，穷的富的，老的少的，胖的瘦的，高的矮的，甚至有艾滋病的男人———若他够坦白，肯拿出血检化验单来给你看。正如歌中所唱：世上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地求。但有一类男人，即便他拿出房产证、大钻戒、血检报告，只要不能证明他是单身，那无论如何也不能交往。已婚而出来找乐子的男人，是比任何疾病、任何窘境都可怕的东西。或许他有真感情，如同“那个人”一样，但真感情是很难说的，在欲望正盛的时候，是有的吧，欲望退潮的时候，可就不一定。
即便情况再复杂，局面再困惑，拿出最简单的人生准则来衡量，就见了分晓。曾记否，幼儿园阿姨已经告诉我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男人不见得没一个好东西，但结了婚还出来找乐子的男人，可真没一个好东西。不幸遇到他们，惹不起，躲得起，即便他们“满足了自己对男人的所有幻想”，也要默念着幼儿园阿姨的咒语，以最快的速度，闪。导游笔记徐昕错过的西街
每年都要去桂林，每次去桂林，都要游阳朔。可是几年下来，阳朔最有名的地方———西街，我却偏偏一次都没去过。朋友笑话我说：“那你去阳朔都干什么了？”我回想了半天：以前每次坐船从桂林游漓江到阳朔，地陪都会跟我说“时间太紧了”，下午还要回桂林参观芦笛岩，还是赶紧上路吧。我这个大傻瓜连说“好好好”，就这样一次又一次跟赫赫有名的西街擦身而过。
今年我遇上了一位刚开始工作不久的新地陪，他主动提出可以在阳朔给全团两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我这才知道，原来“游览西街”这个项目，在行程表上一直都是有的，以前居然被我生生地跳过不计了，幸好没有遭到客人投诉，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后怕。
走进西街，我想起了曾在书店里看到过的一本书———《爱在西街等我》，以及单位附近那家“西街酒吧”（原来这个小资地名的原型就在这里）。它和我想象中的景象基本一致：几条纵横交错的小街巷、满街经过粉饰的老房子、无数卖手工艺品的店铺、弥漫着酸性爵士音乐的酒吧……老房二楼青年旅社的阳台上，坐着一位假模假式的老外，手里捧着一本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眼睛时不时地偷望一下街上走过的美女。
我站在街口，给一位刚刚来过此地的姑娘发短信。没过一分钟，她就给我打来了电话。听筒里传来兴奋的声音：“我知道有一家专卖手绘T恤衫的铺子，一定要去看看哦。”我说，满大街都是卖手绘T恤的，你说的是哪一家？她又说：“巷口有一家碟档，有很多你要的碟。”“你在阳朔住几天？别忘了去吃当地的啤酒鱼啊！”我看了看时间，遗憾地说：“再过十分钟，我们就要集合了。”
夜宿桂林，在人民路上的新华书店看到很多关于西街的画册，中英文对照版的。想起以前团里的那些客人，因为我的失职，让他们错过了一个如此著名的景点，现在他们肯定在地球的某个角落里埋怨我吧？城南旧事白脸粮 票
如果问现在的孩子，肯定已经不知道粮票为何物了。问年长一些的人，“粮票”俩字可能会勾起他们的一些回忆，而其中的滋味又有谁能说清楚。
我出生于1973年，刚来到这个世上我都傻了：这是什么情况？买米要米票，买面得面票，买油收油票，买布给布票，然后还有什么粮票、香油票、粮本、副食本……反正想吃个鸡蛋都特费劲。等我再想回去可回不去喽，没辙，随遇而安吧。
刚开始的几年条件极其艰苦，我们家除了电灯之外就再没有插电的东西了。吃的方面也只是管饱不管好，实在不行就拿什么米汤面汤饺子汤来凑数，还美其名曰：原汤化原食。赶上做菜需要放香油的时候更是加着千万个小心，生怕多倒出一星儿半点儿来。
大概在1983年前后，家境逐渐开始好转起来，粮票之类的东西也有了些富余。我那时没零花钱，钱上面我妈把得很紧，在考得特别好的情况下才给个5分8分的，于是我们这帮坏小子就打起了粮票的主意。
当时粮票的黑市行情是这样：十斤粮票换人民币一块钱；米票则要高一些，十斤换一块四。不光可以换钱，换点别的也行，像什么花生、瓜子、关东糖和老玉米。我们一帮人合计好了，每人每月从家里拿十斤，换了钱大家一块造（造：土话，挥霍的意思）。
您说也邪了，我们一共13个人，每月都从家里往外拿粮票，就愣没有一家人发现，看来当年的防盗意识可真够差的。也对，日防夜防，家贼难防嘛。就是我们这些人中的一个，前几天从美国打来长途，说发现他七岁的儿子竟然从家里偷东西，被他一顿好打。我说行了吧，当年你们家的粮票你少偷啦？
听邻居巴一给我讲了个故事：那年巴一因为打架被公安局拘留了，在他进去的第四天，他们屋又来了个人。按照常规，都要问问犯了什么事，那人说因为偷了50斤粮票。大家说：“噢，那快，关不了几天。”谁料到两天之后给这个人下了捕票，大家都纳闷：就50斤粮票按说不至于呀。再问他，那厮这才吞吞吐吐地交待：“我是偷了50斤重的粮票。”域外杂记黑粲大兄弟
《1984》的影响在英国可谓深远，2003年它入选必读的100部英语小说。最近我路过书店，在科幻小说的书架上找到它。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读懂过这部小说，意思就是说我无法复述它的故事情节。我一个朋友说得对，我们开始变老了，不再记住看过的小说。但奥威尔为英语词汇贡献了“BigBrother”这个词，通常翻译成“老大哥”，很照顾中文的语体色彩和语义。
电视里有一档同名节目，我却想称之为“大兄弟”。《大兄弟》是真人秀，导演让五六个年轻人生活在一起，一天24小时都暴露在摄像头之下，每隔一段时间，观众投票淘汰一个人，能够留到最后的人，可以获得巨额奖金。这个节目在英国的流行超乎我们的想象，在电视上长演不衰，很多中国学生也乐于把它视为一种英国文化，参与其中欣赏欣赏，以佐谈资。
《大兄弟》里那几个兄弟姐妹，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说话脏字不离口，镜头之中，上厕所、打呼噜、光屁股冲凉，乐乐呵呵，打打闹闹，说翻脸就翻脸。各色人种都有，不过《大兄弟》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华人的面孔。
英国观众对于《大兄弟》的狂热，招致了很多严肃英国媒体人的批评，却无法阻止它作为一个话题被广泛地讨论。为什么英国人如此热衷于观察别人的生活？这也让很多中国人感到莫名其妙。带着这个问题，我路过克里夫顿（布里斯托富人区）的街道，看到家家门前高过头顶、整齐划一的树丛，觉得似乎这两者之间有点联系。
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中国人是比较直爽的，有时候不拘小节，走路碰到了对方也不道歉。在英国，我每天说得最多的，发音最标准的是“对不起”和“谢谢你”。行路时候，稍微阻碍对方，进门时候擦身而过，我们都忙不迭地“对不起，对不起”。仔细想想，在英国，人们的私人空间都过于逼仄，丝毫不容侵犯，些许的磕碰都需要大大地道歉。而《大兄弟》给了大家一个大肆偷窥的机会，把那件紧身衣，至少可以松一下衣领透透气。可以预言，看《大兄弟》最开心的，是那些最严肃的人。正在白话郑平李宾斯小姐逸事
我刚升入初中时最大的疑惑是“1为什么居然可以被2减”。这样的困惑之所以没有成为笑话，是因为在此之前大家还都是只懂得大的被小的减、多的被少的减。而一个新入行的记者刚刚一脑袋扎进圈里时，提的第一个问题也往往类似于“我明明只有一个苹果你怎么可能从我这儿拿走两个呢”。所以我第一次参加新闻发布会时，有好心的前辈指教：要好学不要好奇，要多听不要多问，一旦问了外行话，当场露怯事小，往后在圈内被人小看后果才严重。
那是一次关于某国家交响乐团即将访华演出的新闻发布会，之所以举行发布会，是因为那国家才跟我国建交不久，该乐团是彼国第一个访问中国的文化团体。主持人是南方人，口音很重的普通话，还很不连贯，断句也极不规范，很多话要半听半猜。我听得半明白半糊涂，不过有前辈教诲在前，即使不懂，也咬紧牙关决不开口发问。身边一扎小辫的妹妹大约也是跟我一样，是个刚出道的雏儿，比我不幸的是她事先肯定没有得到过好心前辈的指点，或者有过指点而她全忘在脑后。主持人发言一结束，她冒冒失失抢着提了个问题：我手里资料上没有您刚才提到的李宾斯，他在这个乐团里担任什么职务？能不能介绍一下？
全场静了片刻，随即一阵放肆的大笑。主持人说的是外交部的礼宾司，这妹妹听成了一个人的名字了。其实我当时也没听清楚，再说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毛头孩子，对国家部委的下属部门名称的生疏也算情有可原，但李宾斯还是果然不出人意料地成为前辈们日后酒桌上长久的谈资，那梳小辫的丫头以此甚至成为圈中小名人，提及时，众人皆笑以李宾斯小姐代指。
多年以后，偶然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重见“李宾斯小姐”，当年的小辫早已换成吴小莉状精干而凝练的职业发型，做派也不是当年雏样儿，连珠炮似的问题刀刀见血，且每问一句都习惯性地甩一下头发，极飒，显见洗发水用得很高级。江山代有雏儿出，当“李小姐”毫不留情地用“这么业余的问题就别问了”打断一个小记者的提问时，我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切，忘了自己当年的李宾斯了？旁边有人一拉我的衣袖：嘘，人家现在是××报的社会部主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