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正在白话 郑 平我的“傍家儿”大头
当足球记者的年头，周围扎了一群朋友，一到有比赛的时候车轮战般地打电话要票。那时商家刚开始喊出“顾客是上帝”的口号，而我最早是从这帮把我哄着捧着的哥儿们那里找到当上帝的感觉的。一般是对方诚惶诚恐：哥儿们，有票吗？晚饭我请，地儿您随便挑。蹭吃的黄金时代在我跳出体育记者队伍之后渐次远去，当年要球票的朋友们或是不再看球，
或是各自成家立业，有了比扑球票重要许多倍的营生，来往也渐渐淡了。
大头是这群朋友中的一个。第一次跟大头一起看球还是我当记者以前的事，那时北京队的主场还在先农坛。大头家住北大，我当时在北大念书。两人从北大骑着自行车，由北向南穿行了整个北京城到先农坛，看的是一场什么比赛却忘了。大头是北京土著，也是个铁杆北京球迷，多年后一次在先农坛看甲A联赛北京对上海，北京2：0胜了，他一路手舞足蹈唾沫横飞，不想跟一群正郁闷的上海球迷狭路相逢，一阵短促的交火后我拉着大头落荒而逃。他骑得真快，我惊讶地发现大头要是练自行车运动一定比踢球更有前途———在大学校队踢前锋的大头比赛生涯中最精彩的一次射门是鱼跃冲顶破门，但进的是自家球门。
当我告诉大头我从电台的娱乐节目转做体育部节目时，他第一反应就是问我以后是不是可以不花钱看球了，然后厚颜无耻地跟我嬉皮笑脸：你不反对的话我就对外宣布你是我的“傍家儿”了。大头以有个能弄到球票甚至场地票的“傍家儿”为幌子，迅速聚集了一群狐朋狗友，经常在我身边前呼后拥，让我享受够了无冕之王的虚荣之后，也让我苦不堪言。
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十年中大头先是去了韩国，又去了上海，折腾个溜够。我倒是一直蜷在北京，退出足球新闻圈也有好几年了。前些日子大头从上海回北京，约着一起吃顿饭，我说我给找票咱俩看场球吧。大头说那破球还有什么看头啊。但约的那天大头却打电话说他的手里有当天的中超球票，工体的，晚上7点半。我腆着脸问：嘿嘿，晚饭你请吗？大头呸我一声：咱俩原来看球的老规矩可是你出球票，饭钱我出。那天的球票最后废了，我和大头在一家小饭馆见面。饭馆里有电视，正转着工体那场球。大头说，老板，换个台吧。导游笔记徐昕让你一次看个够
老实说，我刚开始做导游的时候，对这份职业有畏难心理，所以工作时常常带着很深的抵触情绪。具体的表现就是，带团的技艺还没有掌握好，就已经学会了偷工减料。比如带老外参观天安门广场，通常是20分钟了事；游览故宫，总是选择最简单快捷的路线；爬长城，只给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其实接下去并没有什么其它安排，时间本该绰绰有余，只是这样的一种偷懒，已经成了我的一个习惯。
有一次带客人去动物园里的一家餐馆吃饭，饭毕上车，有几个人突然说他们想去看看大熊猫，不知道时间是否允许。当时我还是一个新导游，对地形很不熟悉，偌大的一座动物园，叫我到哪里去找熊猫馆呢？我心想反正行程计划上也没有这个项目，为了避免节外生枝，就立刻回绝道：“这里离熊猫馆远得很，来回步行加参观大约需要40分钟，我们下午还要去颐和园，恐怕时间来不及。”这时，我清楚地看到客人脸上划过一丝显而易见的失望。偏偏我们的司机师傅听得懂一点外语，他问：“客人是想看熊猫吧？”随即把车停在路边，对我努了努嘴说：“喏，竹林边上就是熊猫馆。”
真没想到熊猫馆居然近在眼前，客人们一个个兴奋地跳下车，挎着相机一路小跑冲向售票处。他们几乎是用最快的速度看了一眼大熊猫，就马上跑回车里。上车时，还不忘气喘吁吁地向我和司机表达一番感谢。
这时，我的脸上早已是火辣辣了，客人虽然没有揭穿我的谎言，我却仿佛被自己打了一记重重的耳光。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的偷懒，伤害到的是客人对我的信任。
这几年磨砺下来，心态终于慢慢趋于平和。现在去长城，我都会给客人足足两小时的攀登时间。老外们花了十几个小时从地球另一端飞到北京，又花了一个多小时坐车来到长城，为的就是看一看这里的风景。来一趟如此不易，让他们好好看个够吧。IT江湖张宝刚游戏规则
在IT圈内，有一个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游戏规则。用规则制定者的话来说，大家是在共同玩一个游戏，既要让大家玩得开心，有钱赚，又要这个游戏能够玩下去；当然，如果谁要是想为了眼前利益挑战这个规则的话，那下场只有一个：出局。记得有次开代理商会时，一家外企CEO还专门讲了一个“杀鸡取卵”的故事来告诫大家，别为了金蛋，而将鸡宰了。听上去，还真是唬人。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回到公司，老板却是这样对我们说的：“他们说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出了问题我来扛。”
“这行吗？”一个同事傻愣愣地问道。
“怎么不行，这是我的公司，我说了算，就这么定了。”
有老板撑腰，果然很快就出了问题。有代理商投诉，我们公司的货流到了别人的地盘，也就所谓的“串货”，对方还拿出了发票为证。说实话，几乎所有的代理商都有违规记录，一旦被投诉便装疯卖傻，或者干脆翻旧账，互相扯皮。为了顾全大局，厂商也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到底，厂商与代理商就是一种鱼水关系，没有水，鱼活不了，但没有鱼，水也是死水。就怕是鸡杀了，卵取了，还得再送只下金蛋的鸡来安抚。
这次公司依然如法炮制，但不巧那个代理商是家港资公司，不依不饶，厂商也有借助他们公司开拓香港市场的用意，便给我们下了最后通碟：“要么你们公司出局，要么让你们公司的那个销售经理从此在这个行业消失。”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两害相权取其轻，没办法，老板也只好忍痛割爱，将那个销售经理撤职。结果这个可怜的倒霉蛋好几年都没有翻身，最后辞职去卖保险。有天他来公司推销，聊起此事，不无感慨地说：“我不过是这场游戏中的一个牺牲者。”
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他的牺牲，这个产品也不可能做到今天。水浒摸鱼 巫马期她们来自东京
很多人注意到，《水浒传》里的说唱艺人几乎都来自东京汴梁：金翠莲“是东京人氏”，同父母到渭州投奔亲眷不遇；阎婆惜“这一家儿从东京来”，来山东投奔一个官人不着；宋玉莲一家“原是京师人”，因家窘而在江州琵琶亭卖唱；白秀英则是“东京新来打踅的行院”。这些冲州撞府、流落江湖的艺人为何都来自东京呢？这种描写有其事实依据。
《东京梦华录》里有一条“京瓦伎艺”，专门记载宋徽宗崇宁至宣和年间东京瓦肆、勾栏中著名艺人“作场”的情形。当时艺人分工细致，专业化程度很高，说书的分小说、讲史等，卖唱的分小唱、嘌唱等，傀儡戏分杖头、悬丝、药发等，此外杂剧、诸宫调、杂技、诸种曲艺也都各有擅场，竞争异常激烈。这种情形下，一些艺人离开东京去开辟新的市场，确是一个办法。白秀英在郓城县无限风光，戏舞、吹弹、歌唱样样来得，“说唱诸般品调”，可是若在分工严格的东京瓦舍，恐怕就显得不够专精了。至于金翠莲、阎婆惜、宋玉莲这样业余水平的，更是只能“赶场”卖唱，成为天涯歌女。
另外，史载金人攻陷汴京前后，东京伎艺业遭遇空前浩劫，许多“教坊乐人”“京瓦艺人”“街市弟子”被北宋政府籍没家财（包括李师师、赵元奴等名妓），又在金兵统帅粘罕要求下被大量送往金营。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靖康二年“金人来索诸色人”，包括教坊乐人、露台祗候伎女千人，蔡京、童贯等人家里的歌舞及宫女数百，艺人150余家，“令开封府押赴军前”，以后连日索取，被掳去的官私艺人不下数千。有不少艺人逃离东京，有人说李师师亦在其中，刘子翚《汴京遗事诗》有一首云：“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衣檀板无颜色，一曲当时动帝王。”李师师尚且如此，何况金翠莲们。《水浒》背景是徽宗末年，“水浒故事”的流传主要是在南宋、蒙元时期，留下“梨园子弟散如烟”的痕迹毫不奇怪。
那些被带到金国燕京的艺人，则开创了金元时期北方杂剧、曲艺、百戏的昌盛时代，在他们说唱的故事中，说不定就有白秀英、金翠莲等人的事迹呢。八卦之声陈白村少女制造
先有蒋祖曼，仅仅因为演了一部小投资的《蝴蝶》，就成了少女们的偶像；又有李宇春，声音混沌吐字不清却高居超级女声最热的行列。她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形象中性，是少女们喜欢、便于接近同时觉得安全的那类人。少女制造偶像的时代又一次来临了。
超级女声中有的是形象甜美、声音清脆、唱功不俗的女孩子，但对超级女声绝对多数的少女观众来说，她们是自己的同类，喜欢的同时，也难免有嫉妒比较，含笑也含着微酸。而李宇春却似乎在另一个性别阵营里，喜欢她，完全可以毫无心机毫无保留，却又比喜欢男孩子安全。想想20万个少女，按着她们包着绒线套子、贴满贴纸的小手机，急匆匆地发送着短信，并且鼓动亲朋好友一起投票的场面，真是令人心潮澎湃。作为男人，我真希望自己是代表李宇春的那条手机短信，被少女们发送20万次。
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文艺的潮流是由少女们缔造的。小说初兴，就是因为经济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呆在家里需要小说打发时间的女性，最畅销的小说，正是她们所喜欢的主题和体裁：自传体、日记体、书信体、殉情、罗曼史……此后的每一次文艺高峰到来，都必然伴随着女性的地位和经济条件的改善：专栏作家的大行其道，连载小说成为潮流，甚至台湾爱情文艺片风行20年，都是因此。不是工厂培育了一批可以支配自己收入的女工，就是小康之家产生了一批有足够零花钱的少男少女。
而且，少女们为人妻为人母之后，还会成为D·H·劳伦斯的母亲、艾伦·金斯堡的母亲，把自己脆弱敏感的气息传给他们，她们不一定是贵族，却哺育了第二代精神贵族。所以你看，缪斯是个女神，而不是一条大汉。
有了少女们用零花钱做的贡献，出版业上了正轨，报纸杂志有了稳定的购买群，电影不再是自说自话，金字塔尖上，才有可能有深刻的思想家大作家表演艺术家。他们再伟大，其实还是坐在少女们的小钱包上，而他们却常常要转过身来，嘲笑少女们低俗。
如果有人问我红起来的秘诀，那就是：做少女们的贴心人，说她们想说的话，写（唱、演）她们想看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