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源
我最终同意了这样的见解：一个年代数字所能引起的联想是无穷无尽的。
1905年，也就是整整一百年前，鲁迅先生在日本仙台学医。按照《藤野先生》里人所共知的说法，鲁迅在课堂上看到一幅幻灯片，随之产生了“弃医从文”的念头。事实上，当
年鲁迅先生从东京去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而非按照公派计划攻读机械和矿物学，乃是出于一个离奇而伟大的想法：改良中国人种。这一想法所流露出的想像力，连同年幼时他对画图版《山海经》的沉醉痴迷，都已暗示了年轻的周树人将要成为一名小说家的命运。———去日本留学之前，鲁迅先生怀着隐秘的惊喜反复阅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套古怪的进化论在他楚风唐韵的脑袋里犹如一粒神奇的魔豆，以热烈的想象而不是生物学知识充作养分而茁壮成长。后来在樱花烂熳的东京，鲁迅剪去辫子，站在先锋派（或无政府主义）的阵营里讽刺那帮留着“猪尾巴”的同胞，“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从这一刻起，鲁迅先生就具备了作为一名小说家所需的全部素质。嗜痂癖患者欧内斯特·海明威说，作家的最大不幸是他童年的幸福。依据这种浪漫派的思路（尽管这是海明威自己反对的），1905年，中国的不幸反倒成了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资本。但早在1903年编写的《中国地质略论》里，鲁迅先生就已经像一个神话作家（而不是“迷茫一代”的代言人）那样表达忧愤了：“……呜呼，现象如是，虽弱水四环，锁户孤立，犹将汰于天行，以日退化，为猿鸟蜃藻，以至非生物。”这固然有《天演论》的影响，但彻头彻尾是《山海经》的意象。
1904年秋天，鲁迅先生去了仙台，带着他改良中国人种的志向。在仙台专门医科学校，藤野严九郎的解剖学课程让鲁迅先生明白，他的美好愿景是不切实际的，只类似于志怪小说。藤野先生“希望将新的医学传到中国”，鲁迅对此却不感兴趣。他旋即离开仙台，去实践其“文艺第一”的“新意见”。———与其说是转折，不如说是回归，因为绝不是“弃医从文”而是“仙台时代”本身，偏离了最初的命运轨迹。
后来鲁迅先生披上铠甲成为斗士的事情，似乎已妇孺皆知了。但由此逆推1905年的周树人，往往得不到更有价值的认识。在上海的最后几年，鲁迅先生的形象如同毁灭天使，忙于将一串串论敌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逐年攀升的巨大声望、各路人马对他的畏惧、“左联”内部的派系斗争以及异常丰厚的稿酬共同构成了危险的平衡。鲁迅先生失去了宁静；他需要立竿见影的效果，他积雨云般强大的精神力难以凝聚，他的洞察力和想像力失效了；他无法形成一座托尔斯泰式的山峰，而是在灰烬之上形成了贫瘠的土壤。———这大概不是1905年前后的鲁迅先生所设想的。
几位鲁迅先生的日本同学回忆说，1905年，鲁迅不抽带有过滤嘴的香烟，还劝别人也像他那样干。在狂饮的联欢会上，鲁迅是臭名昭著的“千杯不倒”。他喜欢日本，喜欢那里扑面而来的新气息。他翻译过两部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声称甲午战争中国并未失败。他被仙台“青叶祭”的武士队伍游行惊呆了。有一回某日本同学问鲁迅，在中国最赚钱的生意是什么。鲁迅先生忽然化为一个我所熟悉的小说人物，吐出一口蓝幽幽的浓烟，他神情倦怠，目光明澈，就像活在一幅生动的木刻版画里。“是革命。”鲁迅先生回答说。
（栩／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