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长篇小说《古河道》的作者张育新
本报记者王作龙
松花江流到双城境内时，倔强地拐了一个弯儿，企图去光顾一个叫葛家崴子的小村子。人们不知道大江的心思，但据说这里将来要出名人。这是流行于我家乡的传说。40年前这
里出生了一个羸弱的孩子；40年后他长成了一个记者兼作家。他就是最近引起轰动的长篇小说《古河道》的作者张育新。于是，作为老乡，育新出名我高兴。作为哈报集团《新晚报》的“名记”，几年来有《枪响王府井》、《活回去一次》、《古河道》等力作相继问世。报上连篇累牍的大作层出不穷，著作又一部一部的出笼，人们惊诧了：张育新何许人也？他的诡奇的语言都是从哪挖出来的？他的硕大的头颅里到底有多少榨不干的才思？圆不了作家梦，除了生活准备不足，主要是精神准备不足
在文学没落的时代，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让他坚守着文学的一角田园？诚如阿成先生在序里提到的那样：“报社的工作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工作，收入好、地位高，大可满足了。”但他为何还要执著地爬着格子？
育新若有所思。“为什么要写作？这是几乎每一个写作者都要被人问到、或者经常扪心自问的问题。在《古河道》创作之初，我似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随着小说进程过半，而我几乎精神崩溃无法继续的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寻找前辈作家的答案，或者是在实现人类精神上的完善，或者是寻找人们的道德家园，对于我来说，这些都是隔靴搔痒，没有触到痛处。之所以创作，是因为我‘有话要说’。”
育新庆幸自己是一位新闻记者，比象牙之塔里纯粹的作家拥有更大的占有生活的优势。因为不是那种可以随意虚构生活的写作者，受到新闻规则的限制，记者只能告诉读者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对于事件本身属于蜻蜓点水，对于隐藏在水下更丰富的生活内涵难以尽言。尽管新闻很快就碎掉了、风干了，风一样地飘过了，但对于采访者，他可能几天沉浸在整个事件中，陷入一种困惑难以自拔。这些人物被动地淤积在了他的生活里，希望通过他的嘴说话。所以小说中的许多人物都有真实的影子，他们在新闻里受孕，在小说中出生。
2001年，有两件事对他影响至深。一个是查出糖尿病，一个是打了一场文字官司。对疾病的恐惧与对官司的无奈，使他无法静下心来做任何事情。这时便想起了创作这个青春梦，希望用它来平复自己的心态。从写下第一行字开始，他就知道已经欲罢不能。有了写作这个牵挂，官司与疾病都可以忘却。
坚持写作是有使命感？还是名利的诱惑？
“我没有多么崇高的使命意识，也知道既改变不了谁也拯救不了谁。如果说是名利的诱惑，如今已经没有谁祈望靠一本书一夜成名，更多的时候爬格子的都被看成是一文不值的傻瓜。”
“我觉得我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还是一种精神幻想，说白了是年轻时的一个梦。每个人都需要一种精神幻想，觉得自己被人需要，对社会有贡献。即使自己一无所长，也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每个人都不相信自己的存在只是在消耗粮食。用一句常有人说的话就是，‘还没活明白’。世界上很多人的创造抵不上消耗，如果人们知道了这个真相，一半以上的人都想离开这个世界，那将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做过作家梦，没有坚持下来的原因除了生活上的准备不足之外，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准备不足。对于喜欢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回头，因为这种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古河道》基本完稿在2001年，以后又经过两次大的修改。那时侯，他用电脑打字基本上还属于“二指禅”，一个小时在600字左右，每天写作3个小时，进度在1500字左右。早晨3点钟开始进入状态，写作到6点钟开始准备早餐，基本上寒暑不辍。
写作到10万字左右的时候，突然近万字的文稿全部丢失。有一周左右时间他都提不起精神，甚至一个字未动，后来无论怎么推敲，终究觉得新写的文字不如丢失的部分。这大概应了那句话，没有得到的总是最好的。
写作到15万字左右，大概是到了长跑的困难期，写作非常艰难。生活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知识上的准备都开始“缺氧”，他已经无法把握小说的发展，无法把握人物的命运，他在怀疑自己能力的同时，开始怀疑创作的意义。于是就长时间对着电脑发呆，小说中的人物始终不肯开口，不肯随着他的思路发展下去。如果不为自己找一个“意义”，简直无法继续下去了。
他给自己找到的“意义”非常通俗，首先是给青春时的梦想一个交待，再者就是给老婆孩子留个念想。写作是个自主性很强的劳动，抛却名利的诱惑与使命感的支撑，反而更纯粹，更容易接近写作的本质。但是，强迫自己甘于寂寞，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
但育新和同样喜欢写作的我感同身受的就是：“对于喜欢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回头，因为这种劳动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读育新的小说，黑土地上人与事物的描述格外引人关注，可以看出他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很多读者读后都有这样的反映，就是对于历史的描述感觉挥洒自如，而对于现实的表现认为比较拘谨，不够火候。
他喜欢翻阅历史，让幻想随着历史在脑海中翻腾。我们脚下这块黑土地，有太多的沧桑与粗犷，也有太多的眼泪和悲怆。他是在农村长大，小时侯关于贫困的记忆与体验，是他最初的生命印记。
有两个生活镜头，一直刻在他的记忆里。每当谈及往事，他的眼里就噙满了泪水。
他8岁的时候，家里买了30块豆腐炖了萝卜缨子咸菜，在风卷残云的扫荡下，待妈妈上桌时只剩下一点菜汤，这在农村是常事。问题是吞咽过快，豆腐的热量积在胃里，胃无法承受这分灼热，所有的豆腐都喷在屋门口。他当时泪流满面，大概是为了喷出去的豆腐。不过有一点他始终记着，这也就是他幼小的心灵中初次出现卑微的概念———人的生命为什么这样卑微？为什么轻易就会失去自尊？
还有一次是家境贫寒的玩伴，在他家的土豆囤子里偷拿了两个土豆，然后背着身子往门口挪。育新发现了他的秘密，刚要当场揭发他，却被当教师的父亲拦住。小玩伴“盗窃”成功。事后父亲告诉他，这个时候不要揭穿他，那样就会伤了他人的自尊，以后在小朋友中就会抬不起头。
在那个贫穷的山村里，他知道了人需要自尊，人也要维护别人的尊严。
如今，这个玩伴在他的家乡卖鱼，看到他回老家，总是告诉老婆炖最大的鲶鱼和他下酒。
那一年，他考上阿城师范学校就要离开家乡的时候，回顾自家的茅草屋，他在心里告诉自己———我再也不回来了！可是过了很多年他终于发现，黑土地是离不开的，黑土情结已经深入到了他骨髓里了。父老兄弟们多少年来在黑土地上挣扎，有过成功，有过失败，他们从没有怨责过脚下的土地。
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笨拙的农夫，纯真的劳作使其痛并快乐着
“对于历史与现实两条线索的写作，我个人更喜欢现实的部分。关于历史的描述，完全是我个人主观的想象，而更多的读者没有对历史的经验，所以很轻易地掉进作者设置的语言圈套。而每个人都生活在现实中，每个人又都有自己对现实的经验。小说中的现实是作者的现实，与读者的现实不可能完全重叠。所以读者认为这不是他的现实是可以理解的。”
正像所有的男作家一样，对自己作品中的女人们往往都存了恻隐之心，多愁善感的育新当然也概莫能外。在他的作品中，让人感到难以释怀的是几个女性形象，像经历曲折的腊月、腊月的妈妈姜翠花、歌屋里的大牌安琪儿等，在关注生存状态的同时，对她们的命运都给予了更深的同情。
关于女人，育新认为她们永远都是弱者：“在几千年的男权统治下，女性的地位始终处于从属，哪怕是一点风吹草动，都能够影响女人一生，改变他们的命运。比如小说中的‘大花鞋’，本是一个不通世事的村姑，因为邂逅了土匪‘占江东’，一生的命运彻底改变；比如腊月的母亲姜翠花，因为老太爷的一句话，爱情走上不归路；比如腊月，因为爱情遭到反对，从此浪迹城市的灯红酒绿……他们的命运是那么脆弱，值得人深深的同情。在同情女性的同时，我对他们怀有希望，这也是我对腊月命运的最终选择。”
“写作是我的一个爱好，它为我创造着乐趣，所以我依然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写作，如今在一些人的眼中，已经成为一种个人的宣泄，或者是哗众取宠的手段。所以有人用身体写作，再用身体做价格的标签。当然，这些都离育新很远。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笨拙的农夫，在经营着自己的一畦土地。虽然别人在机械化生产，但是这一小畦土地依然需要手工劳作。而正是这种纯真的劳作，才痛并快乐着。
他对写作怀有深深的爱恋。据说现代年轻人的爱情已经是“老鼠爱大米”的时代，听着怎么都感受到一种贪婪和占有。当然，这并不排斥依然有人相信，“爱情需要青春的血液来浇灌”。他对写作的爱恋是古典的，只在于付出并不求取回报，付出的过程就是一种人生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