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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节因为地方旅游开发的关系，客观上是一个并没有推动音乐发展的短期行为。
文/孙孟晋
对于一个摇滚乐迷来说，第一次看崔健演出是兴奋，但第N次后不是视觉疲劳，就是心理厌烦了。这和崔健本身没有关系，而在于绝大部分音乐节主办方以请到他为荣。中国内地音乐节越办越多，但音乐节的菜肴就那几道。
国内音乐节还只是推广旅游的一个项目
在国内，各类音乐节开始盛行，根本原因是各地需要推广旅游项目。加上前一两年许多房地产商腰包里的钱鼓起来，有了“文化”的需要。就这样，濒死的“摇滚乐”遇到了救星。
也许是为了现场气氛，目前各地大型音乐节上唱主角的大多为摇滚乐队。尤其那十来支乐队，覆盖了中国摇滚革命20年史，谁也不能缺。问题是中国音乐模式中，介于流行与摇滚的中间地带缺少。
这些年，大众对摇滚的接受度仍非常低，号称做流行摇滚的，最多也就是加了吉他贝司鼓的流行乐。受众面的狭窄，直接导致了如今国内音乐节的规模达不到日夜狂欢的高度。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的港台流行文化的“入侵”，颠覆了内地年轻人的欣赏习惯，也使脆弱的中国摇滚乐的群众基础崩溃了。
中间地带人才匮乏是另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广义的摇滚乐以外，很多音乐门类缺少有冲击力的音乐人，如爵士。而电子舞曲，最多只是乐队与乐队之间的串场。我们拿不出几个有自己作品的爵士乐队，也不可能有锐舞性质的音乐节。
可能是资金的问题，中国音乐节几乎都是自产自销，这种封闭性的音乐节最终肯定是耗尽资源，使音乐节成为年度的摇滚乐“巡回演出”。而在国外，任何一个稍具规模的音乐节都有国际明星参加，这使每一年的音乐节都充满了未知的诱惑力。
国内音乐节与国外那些著名音乐节，如英国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瑞士的蒙特勒爵士音乐节相比，除了上述的群众基础和节目单一的因素以外，音乐节还缺少一流的创办理念和固定性。
中国音乐节因为地方旅游开发的关系，客观上还是一个并没有推动音乐发展的短期行为。乐队也就赚点生活费而已，而且举办位置往往偏远，对于其他地方的乐迷，来一次远足不但破费得厉害，而且时间上也不很宽裕。
而中国音乐节最好的场所应该在大城市的郊外，国外的音乐节同时还有让乐迷放松身心的作用。
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蒙特勒爵士音乐节长年不败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固定性的优势。一年年地办下去，不仅打的是品牌，还不断地开拓新内容。中国少有音乐节年年在办，即使有也内容乏善可陈。
音乐节需要时间筹备，而不仅是资金到位(往往只有最低限度的资金)，名单列出，就万事大吉了。今年初，四川唐蕾主办的“小酒馆”8周年庆让人印象深刻，它同时有不少回顾性的配套展示。
真正的音乐节是一次休假和狂欢
我们的差距还是在对音乐节的认识上。举个简单例子，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所提供的不只是300个乐队的演出，而是一次狂欢的机会，一次关于音乐的购物、参与、漫游与大开眼界的机会。主办者当地的牧场主事先培养了方圆十几公里的绿草，以供观众躺着感受阳光与音乐的温暖。而几万只宿营的帐篷更是吸引人。
而像“摇滚乐的政治命题”等演讲，也给喜欢探索意义的人留了空间。除了八个同时演出的舞台(国内乐人难以想象的数字)，更多的大帐篷里展示着世界各地的民间音乐，你随便走进一个类似的大帐篷，都像是在云游另一个世界。另外，还有几百种音乐节纪念品，几十种小吃，谁能不被吸引？难怪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的13万张门票会提前销售一空。
千万不要以为音乐节就是时间长的演出，那和音乐会本质上有什么区别？中国人可能骨子里并没有狂欢的因子，但又有多少人去营造了狂欢的环境？在瑞士的古藤音乐节上，你望一眼就知道，观众是来度假的，夏日里爬一次山，将身体晒得健康一点。事实上，只要是人，谁都有野一把的冲动。
在没有诞生亿万富翁的超级乐迷兼主办者之前，我们的乐人还是很被动，随时受制于门外汉的干扰。如果音乐节人数一直只徘徊在几千人，大家很难有狂欢的冲动，只有人流像蚂蚁时，才有“炸锅”的可能。
说实话，在现有的认识与条件下办音乐节是冒险的事。如何利用现有的资源，又如何不将个人的爱好强加于普通乐迷，都是一个课题。眼下的内地，尚还没有把噪音、前卫搞成大型音乐节的土壤。
我的一个朋友在策划某个音乐节时，想到了帐篷，想到了将中外经典名诗喷写在大幅布料上，这未免有点理想化，但是他至少明白了营造主题的重要。(来源：中国新闻周刊；作者为上海乐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