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发展到今天，究竟是在进步，还是在没落，不能一言以蔽之，经过众多诗人的不懈努力，确实造就了一些好诗，但是，她的没落，也是看得见的，让人痛心甚至心寒的，其中突出的一点，便是良知的丧失。
艺术的殿堂应该丰富多彩，有雄关飞度，大江东去，也有小桥流水，两情相悦，可以是重大事件，立场问题，也可以是茶余饭后，心灵独舞。但事实上我们却太容易走极端了。
过去“崇高”，现在就“崇低”，过去“抒情”，现在就“零度”，过去“诗言志”，现在就“诗言体”，一段时期“主题先行”，现在就“诗到语言为止”，这些提法本来是有针对性的，对打开“诗路”是有其积极意义的，问题是一传到后来就常常变成了走极端，非此即彼。优秀的艺术品应该是形式与内涵的完美结合，对于这个简单不过的道理，我们的诗人却往往视而不见。形式是外衣，内涵是灵魂，难以想象，一个人如果只有形体而没有灵魂，是多么可怕的行尸走肉。良知，是灵魂中最耀眼的一道电光。
艺术是自由的，开放的，多元的，但也是要求有担当的。“为赋新词强说愁”和抽空了“诗”的肌质式的承担固然不是诗人和诗歌所要做的，但是作为诗人，应该代表社会的良心，所谓该出手时就出手。当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在场的时候，我们回避，缺席，需要我们发言的时候，我们沉默，粉饰，这正常吗？在今天，我们的诗人已经趋之若鹜地变得陶醉于暴露，媚俗，低下，模仿，小资式的小趣味，小聪明，热衷于圈子化的非诗的吹捧、炒作，捞取一点点可怜的名利，而对有些本该关注的东西却视而不见。常听有的诗人说：有些东西不是诗歌可为的，这话听起来至少是有些道理的，问题是如果你没有以诗歌为之，那么你以其它可为的方式为之了吗？如果也没有，那这句话就只是一句遁词。而且，我还要说的是，真的绝对不可为吗？
诗人之所以有今天的没落，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众多的历史的现实的内在的外在的原因。
就现实土壤来说，社会价值观的整体滑坡，对诗人造成必然的影响。而本来，对于作为艺术前卫的诗歌的创造者和社会良心的代表者的诗人，需要保持清醒和独立，需要具有现实批判的勇气和扮演先知的自觉，而不应随波逐流。“诗言志”，这里的志，不单指志向，其含义要深广得多，包括人的人格操守，基于某种价值尺度的对世界的认识。志，士之心也。一名真正的士子应具有怎样的情操？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具有怎样的人格魅力？诗歌千变万变，是否有一种元素始终不变？
从历史承传来说，由于一个时期的特殊原因，我们的思想被禁锢得太死了，一旦挣脱出来，我们就迫不及待地砸和丢，舍弃了需要舍弃的东西，同时也舍弃了不应舍弃的东西，连可贵的诗歌精神也被我们一起毁了。就像有的人以不惜揪斗鲁迅来出名，而这个时代却越来越需要鲁迅了一样。
我们对西方一些艺术大师的学习，就常常只注重技巧，而忽视了其他。我们是否缺乏一种“耶稣受难”式的济世精神和现实情怀？一种大师们所具有的对人类命运的审视？我们临屏艾略特的玄奥，是否注意到了他的经典之作《四首四重奏》里“但是世界却怀着渴望”“受伤的医生挥动着钢刀，细心探究发病的部位”？赞叹叶芝的唯美，是否读懂了他对善恶、生死、美丑、灵肉的参透？对萨特，我们常津津乐道于他的生活方式，又是否更愿意知道他是个不带任何功利色彩、不畏权势为理想和正义而战斗的勇士，关注大众和弱者的为民请命者，历史上第一个为立场自愿拒领诺贝尔奖的人？对他的“人的存在是自由的”的哲学精髓又领悟了多少？
从诗歌的话语权对诗歌的影响来看，不正常的诗歌话语权误导着诗歌。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劣诗？都说诗歌已经丧失了标准，其实标准还是存在的，只不过不像格律那样明显，而是隐隐约约，但绝对存在。如果说一首一等诗歌和一首二等诗歌是不好分辨的，那么一首一等诗歌和一首四等诗歌则还是泾渭分明的，读一遍凭直觉都掂得出。奇怪的是，我们的一些掌有话语权的诗歌刊物包括大牌刊物和一些评论家，却像喝醉了酒一样，一些从技巧到内涵都莫名所以不敢恭维的东西却被他们奉为宝物，捧上了天，这在无形中给人错觉：原来这就是好诗啊？诗歌就应该这样弄啊？一些优秀的诗人和诗歌反倒被遮蔽。这些刊物的编辑和评论家让人怀疑、鄙视甚至愤怒。对诗歌，他们是有罪的。诗评家、诗人朱子庆先生在《与诗歌的庸俗和平庸作斗争》和《几多硕博捧劣诗》里就痛斥了这种现象。遗憾的是这种敢说真话的人不多，就连他自己，现在也似乎妥协了。可见这个语境的强大和危害。
当然，原因也许还不止这些。那么，这种现状是否就真的不可疏导？不可改变？不可重塑？诗人和诗歌真的只能随世沉浮？不，只要我们回头眺望，就会发现，茫茫旷野，仍有特立独行的身影，他们也常是付出更大代价的人……
行文至此，我不由想起米沃什在《歌》中写的：大地啊，别遗弃我。也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诗人啊，别遗弃我！而还有一个声音则在说：诗人啊，是谁遗弃了你！
也许，要离去的终归离去，要回来的终归回来。
刘大程（广东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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