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百年祭1905－2005
通鉴
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论语·子罕篇第九》
孔夫子的这句话耳熟能详，已经成为成语。
然而，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感叹，同样时不时被人提起。如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褒奖和拥戴，不乏其人，言之铿锵。不仅将孔夫子供奉起来，而且连神坛下千年未扫的污垢，也一并膜拜起来。
历史的走向，长江后浪推前浪，不仅仅因为后浪后生可畏，更在于前浪力势俱尽，不得不退出历史的舞台。科举以及其背后盛大庄严的儒家礼教，早已被扫地出门。然而，总有人把它当成宝贝，想捡回来。
通鉴之意，在于以史为镜子，知古今之变，知古之必须变而今之如何变。
科举最不合理的一点就是由统治者决定思想文化中的是非。中国那么大，历史那么长，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非常复杂。儒学有多方面的内容，儒学之外还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和文化传统，很明显的就是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化。一个合理的政府应该是全体人民的代表，不应偏向人民中某种特定的观点，更不能有跟人民想法不同的官方学说。
袁征: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教育史研究所所长
现代教育非自废科举始
南方都市报:今年是废除科举一百周年，我们想请您谈谈科举废除和现代学校发展的情况。
袁征: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废科举是值得庆贺的进步。但近几年也有人对科举的废除感到痛心，认为它造成了严重的文化断裂，破坏了中国道德文化的发展。于是双方就争论起来。但许多争论者没有系统地研究典章制度。在学术上，有没有系统地进行研究是完全不同的。没有系统地研究，掌握的证据再多，也是零散的，往往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在关于废除科举的问题上，由于好些争论者没有系统地研究典章制度，结果双方都坚信自己手中的证据，互不相让。
其实历史上的科举绝不像小说戏曲描写的那么浪漫。我们不妨看看清朝后期的制度，科举考生要参加从“县试”到“朝考”十轮共二三十场考试。地点有的在县城，有的在府治、省会，有的在京师。以“乡试”为例，这轮考试有三场，每场三天两夜，三场共十二天六夜，考生被锁在大约长四尺、宽三尺、高六尺的小房间里。这些小房当时叫“号室”，考生答题、吃饭和睡觉都在其中，烈日熏蒸，蚊虫叮咬，苦不堪言。乡试一般在秋天举行，天气很热。靠着厨房的号室叫“火号”，这个号室里的考生一天又一天地挨烤。靠着厕所的号室叫“臭号”，这个号室里的考生一天又一天地挨熏。这绝对不好玩。现在有些人为科举叫好，那是因为他们没见过鬼，所以不怕黑。
南方都市报:科举制度的废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对整个教育系统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那么，中国新式教育系统建立的过程是怎样的？
袁征:事实上，中国的现代学校系统并不是在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而是在1901年，也就是20世纪的头一年已经在全国建立了。现代学校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在中国一些地方，最早是外国传教士建立的。到60、70年代以后，思想开放的地方官员也开办这些新式学校，但还不成一个系统。有些官员思想开放，就在自己管辖的地方建几所现代学校，而其他地方连一所都没有。至于科举，很早就已经有一批官员和学者意识到，它有好多毛病。而由政府发布命令，要对科举制度作大改动的，是“戊戌变法”。但“戊戌变法”是不可能成功的，当时光绪皇帝27岁，嘴上没毛，缺乏治国经验。康有为和梁启超过去从来没有当过官。戊戌变法总共一百天左右，朝廷发布了改革命令一百多道，平均每天超过一道。这么多匆忙作出、琐碎分散的决定是不可能有效落实的。所以变法一失败，改革的命令就全部被取消，又按过去的老样子搞科举，只剩下一个京师大学堂保存了下来。这就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因为建立京师大学堂是在戊戌变法之前就定下来的，所以这个大学堂没关门，但也是在搞科举的应试教育。
到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清朝的军队不堪一击，西太后他们逃到西安去了，这时朝廷不得不承认，再不改革不行了。1901年，清政府下诏书，叫各级官员提出改革建议。中国向来是中央集权制国家，中央政府能够一下子高效率集中人力物力办成一件事情。在教育方面改革，其实就是“戊戌变法”时的做法，将各省的书院改成高等学堂，各府的书院改成中等学堂，各州、县的书院改成小学堂。中国的传统教育一向只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级。1901年由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组成的三级教育系统就是从外国学来的现代学校系统。朝廷规定这些新式学堂一律兼教中学和西学，即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的现代文化。这就是中国建立全国性现代学校系统的开端，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儒学衰落非废科举之罪
南方都市报:这种西式教育系统建立起来之后，传统的儒学教育就完全退出中国教育系统了吗？学校是不是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教授儒家经典内容为主？
袁征:虽然当时建立了现代学校系统，但1901年以后全国的教育还是一个过渡时期，可以说实行的是“双轨制”。传统的府、州、县学虽然早就不再教书，但仍然存在。这些学校的教师也还存在，还有专门的经费维持着这个传统学校系统。科举考生通过“童试”之后获得“秀才”资格，理论上成为府、州、县学的学生，所以传统学校系统实际上是科举考试的组成部分。而1901年以后建立的官办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同样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在正式废除科举之前，士人还是普遍以通过科举为荣。许多人身在新式学校，心还是在科举。1903年，直隶师范学堂有好几个月学生只剩下一半，其他都跑去考科举了。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废科举使儒学失去正统地位，造成严重的文化断裂，结果中国就像失去了罗盘的船。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晚清发展现代教育的《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都有保证儒学统治地位的详细规定。朝廷废除科举的命令又重申上述制度，要求新式学校“以修身读经为本”。当时灌输儒家思想的“读经讲经”和“修身”课程在初等小学占总课时的47％，在高等小学占总课时的39％，在中学堂占总课时的28％。为了让学生学好中文，以便读经，朝廷甚至明确规定，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不得开设外语课程:“初等、高等小学堂，以养成国民忠国家、尊圣教之心为主……一概毋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政府把儒家思想称为“圣教”，即神圣不可怀疑的学说。废科举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这并不是一次彻底的改革。儒学在清朝灭亡之前一直是朝廷唯一的正统思想。到民国成立，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宣布“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儒学才失去了法定的正统地位。此后，中国没有官方的正统学说，出现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罕见的思想自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学术创造的黄金时期。可惜这样的时间太短了。1928年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全国学校又受到国民党正统理论三民主义的思想统治。
南方都市报:废除科举，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程度可以说是巨大的，那么具体到各级教育机构，对它们而言意味着什么？从此之后，客观上来说，是不是也促进了更多的各种社会力量投入到教育系统中来？
袁征:废科举的意义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首先，结束了中国从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转变的过渡阶段。前面讲过，1901年全国性现代学校系统建立后，作为科举系统的组成部分，传统的府、州、县学仍然存在。这是两种学校系统并列的过渡时期。1905年废科举以后，府、州、县学完全失去了生存的理由。朝廷宣布不再为这些学校任命教师，实际上就是撤销了这些传统学校，并且撤掉了国子监，把它并入学部。于是，“双轨制”消失了，公立教育只剩下一个现代学校系统。
第二，学生开始认真学习现代科技文化。科举考试非常的难。废科举以前，新式学堂的学生多数都准备考科举，所以无心学习科举不考的现代教育内容。废科举以后，学生可以专心学习学校课程了。
第三，现代学校的数量迅速增加。科举从县试到朝考有十轮共二三十场，每年都要搞，这要花很多钱。废科举以后，这些钱和原来府、州、县学的许多经费都可以用于发展新式学堂。另外，正如张之洞和袁世凯他们指出的，科举不废除，民间以中举为荣，不愿意投资办新式学堂，有钱就帮助本族子弟去考科举。像广州的陈家祠，它又叫陈氏书院，是陈姓宗族帮助本族子弟考科举传统学校。废除科举之后，民间也愿意办新式学堂了。因此，现代学校数量激增。据统计，1904年全国有小学生八万多人。废科举以后，1907年，全国小学堂有34605所，学生增加到918586人；1909年，小学堂有516078所，学生达1532746人。
第四，女子教育得到发展。女子不能参加科举。小说戏曲里有女扮男装成为女状元的故事，那是瞎编的。前面简单介绍的情况已经说明女子不可能参加科举。光是上厕所就没办法。隋唐以后，中国的官办学校主要为科举服务。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女子不能入学，要读书也只能请老师到自己家里。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开办女子学校。1905年张之洞和袁世凯等人要求废科举的奏折提出，学堂不单要培养官员，也要教育广大人民。这是中国官员的一个新的认识。1905年废科举，1906年慈禧太后就指示学部要发展女子教育。1907年朝廷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国的官办学校里增加了女子的初等和中等学校。这是中国教育的重要发展。
束缚思想才是科举之祸
南方都市报:近年有一些人提出重振国学，科举跟国学有什么关系？
袁征:什么是国学？国学就是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科举考试肯定是国学的内容。清朝后期，科举最重要的考试内容是八股文和试帖诗。八股文不近人情的死板格式是尽人皆知的，但它的内容更要命。童试三轮首场和乡、会试首场的八股文都在四书中抽取一些词句为题。乡、会试第二场的八股文则抽取五经的词句为题。考生必须顺着两千多年之前讲这些话的人的思路，模仿他们的语气写作。如果题目用的是孔子、孟子或曾子等人的词句，那么考生就要“代圣贤立言”。要是题目用的是权臣、悻臣或者狂士的词句，考生也要假装自己就是这些家伙，按他们的想法和口吻写作。
考生扮演古人，并不能自由发挥，一定要严格依照政府指定的标准。四书要按朱熹的集注理解，五经要按朱熹和程颐等人的注疏。假装古人，就只能讲古人知道的事，八股文不能涉及孔孟以后的情况。因而多数士人对秦朝以后的历史、清代的现状和国际形势很不在意，知识面非常狭窄。康有为描述说:“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但八股精通，楷法圆美，即可为巍科进士、翰苑清才；而竟有不知司马迁、范仲淹为何代人，汉祖、唐宗为何朝帝者。若问以亚非之舆地、欧美之政学，张口瞪目，不知何语矣。”
童试三轮首场和乡、会试首场的八股文以四书的内容为题。起初明代的八股试题都选用四书中完整的句子或章节。几百年之后，到了晚清，四书中每句话都已做过试题，都有现成的范文可抄袭，因而考官就用割裂拼凑的办法造出各种怪题。例如《中庸》里有“及其广大，草木生之”一句，考官删去前后各三个字，就以“大草”二字为题。这属于“截搭题”。做这类题目时，“起讲”一段必须包括“钓”、“挽”、“渡”三步。所谓钓是讲题意上半部分时要联系下半部分；挽是讲题意下半部分时要联系上半部分；渡是用过渡的办法将两部分联成一体。“大草”二字抽取于有联系的两个分句，叫“有情搭”，钓挽渡不算太难；但它严重割裂经文，让人难以确定出处，不知如何下笔。
截搭题中还有一类叫“无情搭”，是选取两节意思没有联系的经文，把第一节的末句和第二节的首句拼在一起。例如《论语》有这样两节:“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无情搭题为“皆雅言也叶公问孔子于子路”。由于题意两部分互不相干，几乎无法钓挽渡。遇到这种题，考生无不叫苦连天。除了截搭题之外，还有承上题、冒下题、截上题、截下题等多种割裂变化的八股难题。
有位学者认为八股取士应得到肯定。他说八股的基本规则是古代和今天做文章都要遵循的要求。事实显然不是这样。随便指出一点:做“无情搭”题要极其牵强地把互不相干的两个观点或事件联在一起，这就不符合那位学者讲的写文章要“结构严谨”的古今通例。他说八股“不是考‘记性’，而是考‘悟性’。”但如果不把四书记得烂熟，怎能知道“大草”是什么东西？
科举最不合理的一点就是由统治者决定思想文化中的是非。中国那么大，历史那么长，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非常复杂。儒学有多方面的内容，儒学之外还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和文化传统，很明显的就是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文化。一个合理的政府应该是全体人民的代表，不应偏向人民中某种特定的观点，更不能有跟人民想法不同的官方学说。科举专门在汉族文化的儒学里选取了朝廷喜欢的内容，通过国家制度把它变为所有读书人学习的唯一标准，这显然很不公正。
本报记者 刘炜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