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是季先生在耄耋之年回首自己80余年求学、治学历程，讲述个人心得体会和经验教训的学术自传。诚如季先生自己所言：“我的确是一匹老马，识一点途也是应当的。但是识的途是否正确，我却没有把握。我平生不喜欢说谎话，现在既然要写，我就照实直说，我决不夸大，也不矫情作谦虚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写作心态，季先生的这部著作叙述风格平易如话家常，诚恳真挚如密友谈心，殷切朴实如长者传经授道。可以说，这是一部“个人学术史”，勾勒了季先生一生求学治学的轮廓，透过这部学
术自传，读者可管窥其一生学识卓异、著述皇巨之根本原因与成功途径。
《学海泛槎》开篇，季先生讲述了自己少儿时期所受教育的基本情况。他自称少无大志。他总结自己的经验，认为，“小学考试的名次对一个学生一生的生命历程没有多少影响，家庭出身和机遇影响更大”。对小学生的管教，既不要“无为而治”，更不要管得过多过严过死。在学校和家庭中，师长们看似唠叨的传授一些普普通通的做人道理(如怎样爱国，怎样讲公德、守纪律，怎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怎样孝顺父母，怎样尊敬师长，怎样与同学和睦相处）都能给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季先生看来，多接触社会，多看一些社会“悲喜剧”（如捆猪、杀人），对十一二岁的孩子并无任何坏处。在写作方面，让孩子多读多看些闲书杂书，多做些课外阅读，对于其写通写好文章大有裨益。在外语学习上，从小打下扎实基础将使人受用终生。
在治学素养方面，季先生首先强调学术道德与良心，即必须以求真务实的态度从事学术研究，既不能辱没前贤，将别人早已发现的成果谎称自己之创见，更不能抄袭、剽窃他人研究成果。这两种做法都是学术上的无良行为。季先生极端重视严谨的学风，要求在论著中“半句废话也不说”，不说假、大、空话，指出只有说真话才能有真文章。在治学追求上，要时时“不惜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其次，他强调，治学者应中西兼通，中外结合。西方哲学重分析，追求清晰、理性、科学、人定胜天；中国哲学则重综合，讲究模糊、混沌、感受、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治学者要善于融会中西。
在治学方式方法方面，季先生以自己的多年体会提供了许多做法与技巧。
其一，要敢于并勇于以能者为师。
季先生为师一辈子，且一辈子对师长都敬重有加，永世不忘师恩。他始终保持“自知之明”的虚心和好学态度。即使被聘为北大教授、东语系主任，他仍像大学生一样去上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和比自己年轻、当时还不是正教授的周祖谟先生的中国音韵学课程。
其二，注重考证，追求考据实证式研究。
季先生留德十年，受德国学术界研究“彻底性”要求的影响，强调搜集资料务要“竭泽而渔”。他借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提出，学术探讨要“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考证犹如剥春笋，层层剥落，越剥越接近问题的核心，最后画龙点睛，一笔点出关键，也就是结论。
其三，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
王蒙说，人生要有成就须得会“琢磨”。季先生则以终生磨一剑。“文革”十年，他被“打倒”，关进牛棚，被批斗，被痛打，被命令去掏大粪，浇菜园，戴上了无数顶离奇古怪的帽子，后又被分配去看守门房。但他每天晚上回家后，把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的诗体译成散文，写成小条装在口袋里。第二天上班守门房时就偷偷把纸条拿出来仔细推敲，把散文改成诗体。一俟“文革”结束，这部18755颂的鸿篇巨制便基本译完。此后，他又花费一二年工夫打磨，终使这部巨著得以完整出版。
其四，学术文章要有新见解。
季先生认为，专著更多的是集大成者，而单篇论文则更重创见。没有创见，没有新观点、新看法，就不要轻易下笔。而新题目则往往是“从杂志缝里找来的，从报刊发表的别人的文中发现不足与错误，从而提出自己的意见与看法”。提出新见解的根本途径，季先生赞同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意见。思无邪，思亦无涯，治学者“决不能固步自封，抱残守阙，而应随时应用新观点，使用新材料，提出新问题，摸索新方法”。要鼓励治学者大胆想像，提出自己的假说，但要确立论断，则必经细致缜密的论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