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中，中国文学的“主擂台”始终在小说上展开。好像一个人能否称之为作家尤其是名作家，主要看其能否写出了小说。在很多时候，“作家”是“小说家”的同义词。在古，不是这样；在洋，也不是这样。古时，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之作，一直到后来收在《古文观止》中的历代名作，以及到明、清、民国直到解放前的各式文学作品，小说都没有当过文坛霸主。在很多时候，小说只是带有消遣意味的“闲书”。而且，很多搞文的人也不把主要精力放到小说上。
在洋，似也如此。我们之所以知道西方小说家一大串名字，读书也重在读小说，原因有三：一，由外国作品翻译过来的书中最易于读者接受的是小说。若是达尔文的书，赫胥黎的书，黑格尔的书，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书，译起来和读起来都难些；二，中国从自封为“天邦大国”到眼睛向外，想看看外国的各种风光，读西方小说是很抄近的办法；三，人都有懒的一面，读深奥的哲学作品、史学作品、理论作品，包括政论作品，总是要费力些，吃苦些，惟独读小说省力些。殊不知西方的各式高品位作品很多，小说无非是西方文林中的一株树或一树中的一枝一叶。
近半个世纪中，中国小说的兴起一大半原因是近距离地接触了外国小说，首先是前苏联的小说。对那样的“新思想”、“新生活”、“新趣味”，中国文人顿时产生了模仿欲、写作欲。加之某些青少年作家（如刘绍棠等）的出名，轰动，使很多文人一下子将写小说视为最有兴趣的事。渐渐地，多种文学刊物也都将小说的版面扩大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甚而百分之百。那时的作家想出名，想多挣些稿费（那时稿费是公有制之下的惟一“第二收入”），于是，文人的创作瘾主要是写小说的瘾。
这种惯性一直延伸至今。今天，仍有不少的文学爱好者、文学习作者（包括中小学生），还在认为所谓写作就是指写小说，甚而还有人误认为要想出名、获奖、多捞稿费就靠写小说。其实，那样的梦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要破灭的。而且我认为，那样的陈年老梦以不做为好。
中国的文化之林是个大林子，无须吊在小说这棵树上不移身。搞文化，搞写作，可做的事很多，何必死死地瞄准小说？小说的历史使命虽未完成，但做“文学霸主”的事已经不应该，也不可能。
以虚构为主业之一的小说，作者有两种人：一种人对现实的虚构是另一种“实构”，他虽然使用想像、联想、发挥等手段弄文，但真意却在于入实入深地解析现实社会，而且确有认识上和表述上的功力和才干；另一种人只是过一过“虚构瘾”，为的是逃避现实或在虚构的事上捞取一点自我式的精神愉悦，而且才力、才气未必出色。前一种人的小说，无疑还可以继续写下去，社会也需要。而后一种人写的小说，我意最好不要再写下去，要写也应改改写作门类。
我更想呼吁的是，文坛不应再以小说为坛主，甚而应退回到“小”位即次位上，留出更多的交椅、座次给那些不以虚构为业而以实解现实为使命的文化品种。
我这样说，是否有点偏激？是否有点耸人听闻？其实，现实的情况恰恰是：小说的实际命运正在走下坡路。尽管炒作、宣传、设奖，但小说的读者群在广大的、各式各样的读者中毕竟不是最多，而且我认为这是好事。小说失去文坛霸主的威风，利大于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