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书志
沈展云
1924年1月21日列宁的逝世，对苏共领导层内部的权力博弈和日后的路向决策的影响至深且巨。在列宁逝世前几年，苏维埃革命政权形势严峻，军事共产主义、内战和饥荒，令国
家处于崩溃边缘；国事蜩螗，病重中的列宁，虽忧心如焚，已无力左右局势的发展。就苏联在国内国际的一些重大事情上，列宁与斯大林产生了严重分歧，而得到了和他的观点基本一致的托洛茨基的支持(其实从十月革命以后，斯大林就一直在暗中反对列宁)。列宁严厉批评了斯大林，开始对他不信任。列宁在口授记录的“遗嘱”中，表露了对斯大林权力欲望的深深忧虑，赞扬了托洛茨基杰出的才能，并在逝世前几个月写了一封与斯大林的“绝交信”。而此时的托洛茨基，已处于斯大林、季洛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这“三驾马车”的夹击之下，前景不妙。这就是列宁逝世前苏联权力高层山雨欲来的政治背景。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于当年的秋天发表了《十月的教训》一文，在党内引起轩然大波，由斯大林发起的猛烈攻伐，从此决定了托洛茨基在苏共党内的政治命运。
托洛茨基为什么要写《十月的教训》？因为他觉得，十月革命以后，很多人沾了十月革命的光，出版了不少著作，但是对“十月”的特殊意义却注意得很不够。1917年苏联的十月革命成功了，各国无产阶级也开始着手解决自己的“十月的任务”，而十月的经验，十月发生的实际情况，却不为革命中的各国共产党所了解。有鉴于此，“必须研究十月”。
托洛茨基认为十月革命是有教训的，当十月的经验运用到其他国家的革命中时，不能在“还没有弄清楚我们到底完成了什么以及是怎样完成的”，就仓猝地进行革命，“必须从理论上汲取十月的教训”；“要想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和方法，到现时为止，再没有比我们的十月的经验更为深刻和更为重要的资料了”。
托洛茨基回顾了从1917年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这个时期党内所发生的意见分歧，“由革命工作的准备转向夺取政权的直接斗争时，必不可免地要发生党内危机，这几乎是一条颠扑不破的规律。”从二月到十月，是俄国革命不断演进、各种革命理论与学说相互争论和进行实验的时期。在革命的形式和手段等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都同意，俄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在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上，两派的观点严重分歧。普列汉诺夫及孟什维克派主张俄国重演西方先进民族的历史，由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来领导这场革命；而列宁针对俄国革命的特殊性提出应该由工人和农民组成的革命联盟实行“工农民主专政”。
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路径，托洛茨基一向有自己的理论，也就是所谓的“不断革命”论——又被称为“托洛茨基主义”。要而言之，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开始”，但不能在一国“完成”；后进国家“在一国范围内维持无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暂时状态”——一种陷于内外矛盾中的孤立状态，要摆脱这种状态，惟一的出路是“依靠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并不断地进行世界革命(这与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叫喊的“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输出革命的口号可谓异曲同工)。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首先发生在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背景的美国，就会产生最佳的结果；如果发生在英国，则会产生次佳的结果。但革命却首先在俄国取得胜利，则其优越性有限，云云(关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一书，容后再述)。
托洛茨基曾游离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外，观点亦与列宁多有分歧；到了革命的关键时期，在基本问题上，两人还是获得了共识，而后来列宁在党内最信任和最倚重的，也是托洛茨基。在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马上写了《十月的教训》一文，深有意焉！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党的历史和传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批判了他的多数政敌(当然也包括斯大林)的历史，这可说是最要害最要命的。于是以斯大林为首的“三驾马车”立即在党内组织大规模的反击，对托洛茨基进行猛烈的批判。《列宁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三联书店1964年4月出版)就是从俄文原版译出的批判《十月的教训》的文集(附录《十月的教训》全文)，作者均是当时联共(布)的主要领导人，以斯大林为首，包括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莫洛托夫、古谢夫等。这些人与斯大林结成联盟，一致围剿托洛茨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到了斯大林“大清洗”时期，他们大都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季诺维也夫，1936年被处决(当奉斯大林之命处死季诺维也夫的人向斯大林汇报季诺维也夫的死亡情景时，“斯大林哈哈大笑好长一阵子”)；加米涅夫，被处决(1936)；布哈林，被处决(1938年)。古谢夫“幸运”地在“大清洗”前自然死亡，免遭斯大林的屠杀；莫洛托夫虽然侥幸留在中央委员会，但在1957年赫鲁晓夫时代失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