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讲坛
王尧(文学教授)
在既有的当代文学史框架中，由于某种理论体系、知识背景以及著作体例的限制等原因，一些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一些被接纳的作家也常常因为条分缕析而失去其丰富性与复
杂性。事实上，这批作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状态比我们目前所意识到的要复杂得多、也深刻得多，因此，我们必须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作家的写作和写作的处境。
在叙述、概括近二十年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进程时，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已经无法像八十年代初中期那样得心应手。随着文化转型、知识界的分化，九十年代以来的汉语写作现象纷纭，这使得研究者多少有些神情恍惚甚至转移视线或者转换学术跑道。如果我们把这种状况仅仅视为研究者的知识背景与当下文化语境有某种抵牾，显然只是说出了问题的一面；其实，作家和批评家一样也正在经历着激烈的矛盾冲突，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进程同样裸露了包括作家在内的知识分子无所不在的困惑与矛盾。尽管我们不能宣告审美主义的终结，但是，在不断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对文学的本质、对文学的现代性、文学的语境等都不能没有困惑和追问。在我自己带着一分坚定、一分困惑和一些作家对话时，我想到的问题之一是:当我们匆忙地面对纷纭的写作现象时，我们是否可能静下心来通过观察、研究一些作家而发现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当下文学写作的大致轮廓(我暂时放弃使用“主潮”或“主线”这类概念)？
我所说的“一些作家”是指应邀参加“小说家讲坛”活动的小说家:王蒙、莫言、李锐、张炜、韩少功、史铁生、贾平凹、余华、叶兆言、尤凤伟、方方、阎连科、格非、李洱等。如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算起，这一批作家中的大多数差不多有了近二十年的创作历史。他们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再到新世纪，这样的创作历程独具文学史意义。有一批作家在二十年中都保持着旺盛的活力，这是自新文学发生以来少有的现象。以他们及其他一些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和“现代文学”的作家做些比较，就会获得“当代文学”的自信。坦率说，在既有的当代文学史框架中，由于某种理论体系、知识背景以及著作体例的限制等原因，一些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一些被接纳的作家也常常因为条分缕析而失去其丰富性与复杂性。事实上，这批作家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状态比我们目前所意识到的要复杂得多、也深刻得多，因此，我们必须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作家的写作和写作的处境。
不可否认，和其他作家一样，他们也无法避免文化转型带来的冲突，这种冲突也在考验着他们的品格，而且首先考验着他们作为思想者的品格。一些治思想史的学者对文学研究者转换跑道写些思想史的论著常有微词，从专业的训练与学科的分工看，这些想法也许不无道理；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近二十年来，文学创作者和文学研究者又是当代思想领域十分活跃的思想者。九十年代以来，韩少功、李锐、张炜、莫言、史铁生这一批作家突出的思想能力和理论路径为当代思想文化带来了丰沛的素质和活力，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一些重要问题的独到见解，使当代汉语写作真正有了“思想问题”。我的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他们不是简单地处理历史，而是反对简化历史和改写历史，反对以简化历史来寻找塑造现实的根据。譬如韩少功对中国卷入全球化后权力与资本问题的剖析，张炜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认识，莫言对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的评价，李锐关于建立当代汉语主体性的识见等，都充满了真知灼见。这些作家，包括余华和叶兆言同样都对作为现代中国思想原点的“五四”有着深刻的反省。我们未必完全认同他们在诸多问题上的看法，但必须承认，以这批作家为中心，中国当代作家已经拥有了自己阐释“中国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而且是非常执著的立场，这一点可以由韩少功、李锐、张炜九十年代以来的著述看出。
显然，中国当代作家的思想模式发生了转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西方“现代性”话语激发下生长起来的种种文化想象开始落实到“中国问题”上来。西方的现代性话语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之上的，当一个成熟的中国作家能够抚摸与自己血脉相连的本土历史资源，能够强烈感受自身亲历的文学经验时，他就必须再次返回自身，重视本土经验，重视自身的传统，从而摆脱西方的“现代性”话语对自我的桎梏，这就如李锐所说“永远抗拒被‘克隆’的眼睛”。
我想，没有一个小说家会永远明白小说怎么写，永远明白小说怎么写的从来是自以为是的批评家。这正是我今天的困惑之一。我在文章中提到的这批作家，他们打动我的是他们始终不渝地保持着写作的尊严，保持对诗的敬畏和追寻。于是挫折、困惑和诋毁都不能挫败他们。我曾经说，这是一流作家和其他层次的作家相区别的标志。
图:
《我为什么写作——当代著名作家讲演集》，王尧、林建法主编，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6月版，2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