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树
我刚到广州的时候，朋友很少，所以第一个认识的几乎被我烦死，只要一下班，我就飞快地找他玩。后来他实在受不了了，就介绍我和另一个朋友认识。我们在一起踢了一场球，我觉得这位新朋友球风矫健，射门时心狠手辣，结果饭桌上一介绍，发现是个人民教师。当时我就觉得，这份工作他肯定干不长。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今年初春他就决定不干了，
一个人跑到云南，借口重新考研，但也没考上。他喜欢徒步，经常在祖国各地的荒郊野岭走来走去。
他走了之后，留下很多东西，那个朋友得到一只沙发，我则拿了他一台DVD机。那只沙发极其之重，搬上5楼几乎让那哥们残废；这台DVD机也不好使，不知道是什么野鸡牌子，我花了一下午才将它拆开，发现唯一的用处就是还能放CD。我之所以没直接扔了它是因为我有一个好习惯。我小的时候，科普读物上的模范少年都喜欢玩无线电，但我们那没有少年宫，我也买不起这些东西，所以后来物理一直很差。但因此我有了一个很变态的习惯，上实验课喜欢拆仪器。
我拆开这东西，发现它的皮带已经老化松弛，因此每次摁下“play”键后，我必须迅速地将手指放到光驱下，往上一托，这才能把碟片垫起来。这个动作务必一气呵成，时间一过，碟片会被马上弹出来。手法不够娴熟的人是没法听歌的，只要我不在，房间里就断然没有歌声。有一次，同事陈旧去我家，他将这个半裸的机器折腾了半天，始终未能让它转起来，只好不停地用各地方言骂它：“妈的，我都要分（疯了）！”
我觉得他没被电死不错了。
文艺青年大喜欢买碟，我也喜欢，但记性很差，所以写乐评经常出错，后来就不写了，但还是喜欢买碟。所以来广州不久，我就认识了著名的打口掌柜邱大立，包括他店里的几只繁殖能力超强的猫。没工作的时候，我只有两只耳塞，工作后我就发下毒誓，要买两只大音箱，一边一只放在床头，轰轰烈烈。
在我理解中，生活应该是这样的：早上用大音箱放着“地下丝绒”的鬼叫催床，晚上听着披头士的骚小调入睡，睡不着的时候，还可以用一张巴赫来催眠。有段时间，我没事就逛商场里的音响，但因为我穿着拖鞋，工作人员都不怎么搭理我。后来我终于在淘街弄到两只二手音箱，老板说，这是一个发烧狂淘汰下来的。我把这两个宝贝弄回家，幸福得像别人欠我钱似的。那天晚上，我把所有的CD全翻出来听了一遍，起床时发现天已经亮了。这让我想起读大学的时候，因为住上铺，我只有把两只电脑音箱挂在墙上，结果有一天它们砸了下来，差点将我的脸压成大饼。后来，我的脸就越长越像大饼了。
（栩／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