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满
随着南下的解放大军，我们家和许多家庭一样，没有继续滚滚向前，而是定格在了广州。几年以后，家里就多了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小“捞松”。小时候不知道“捞松”这词的含义是什么，只知道是泛指外省人，还有那么点骂人的意思。上世纪50年代末全国大炼钢铁，父母转到了地方，我们也融入在当地的孩子里，混到讲广州话比讲普通话流利的份上，以至
于我在22岁以前都不好意思用普通话与老父交流。
那时人们崇尚的是无私奉献，为了钢厂，家里的大人和许多人一样早出晚归。邻家的小孩不知道老“捞松”就是父亲。一天，我被抱上父亲推的自行车后架，不记得当时是淘气或是紧张，我的脚夹进车子后轮，疼的我是不要命地哭，父亲也急得不行，许多人跑来帮忙，好不容易我才能带上自己的脚站在地上。第二天就听见邻居的孩子跟姐姐说：“那个‘捞松’几衰呀，他的单车夹得你妹妹的脚流血！”从那时起，我知道“捞松”就是骂父亲那样的外省人，因为极少有人叫我“捞松”。虽然在许多地方我活脱脱就是小“捞松”。
读书期间，教导处一位老师把我的籍贯写成海南，我拿着那本无关紧要的小册子硬要她更正。咱中国人最嫉恨的就是数典忘宗的人，在教室里我惊呼：“我家的祖坟怎么迁了！”时值今日，我仍不敢自认是广州人，对外，只说“广州的”，有点相交后定会报上祖籍。但从未回乡寻过根，不似海外同胞那样虔诚。
审判四人帮那年，我出差，碰巧在北京。住宿的地方就在前门的大栅栏，我办事回来爱在街上瞎逛，看见立在大栅栏口，裹着军大衣叫卖报纸的大叔尽显北京人的幽默，他大声地喊：“快来看了咳，看江青和王洪文干嘛了，咳儿。”路人将他团团围上，结果报纸很快售完了。我当时觉得很新鲜，广州的卖报人从不吆喝，他们静静地守着报摊，默默地观察来往的行人，如果你只看不买，他才会赠送你几句。那时北京天是灰蒙蒙的，地也是灰蒙蒙的，街上还刮着小北风。但人挺热情，特别是那口京片子忒好听，就是胡同里车夫喊的：“咳儿，劳驾了，靠边了咳儿。”也觉得很亲切。最好玩的是听和我同去的老工程师说的粤语普通话，与供方洽谈时他毫无怯意地在图纸上比划，“借个……，拿个……”。那段日子，最累的就是我的大舌头，一天到晚要尽量不漏破绽地把舌头卷起来。回到广州出了车站，听到熟悉的乡音，自然地把舌头捋直喽，整个人轻松了起来，霎时被一股到家的感觉充盈着。
长大后，见多识广了。从港台的武侠片里满嘴中原口音的蛮汉中求证得出，“捞松”是从历时历代南移的北方人称兄到弟的“老兄”，演变而来，只是民间的一种善意的谐称。当然，比不得时下国人称呼红鼻子绿眼睛的为“老外”，有点像上海人指某人是“江北人”的味道。其实，广州人的包容性还是蛮大的，人们只守着茶楼侃侃而谈，对许多地盘都不屑一顾，弄得这里是东北帮，那里是湖南人的。让我这个捞松都急了，告诫儿子晚上不能出门。
诚然，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应该没有地方之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从报纸上“祖国的南大门”这词逐渐淡化、消失，南下的大军比解放初期来得更浩荡，大批的捞松水银泻地一般，不信你到天河城转转。当然，二十年前根本没有天河城。是五湖四海的人繁荣了广州，从另一角度说也阻碍了广州。最近，有位同学的工作部门须调整，头头想把他调到区城管部门任主管，他说：“怕怕！太乱了，我也狠不起来。”单说“走鬼”的人不全是捞松，捞松未能占领这块地盘。而城管与“走鬼”的关系，且真有点像当年的游击战。你退我进，你来我跑，你走我摆；战场上还有不少地下通信员。
现在，不知怎么搞的，要是在人多的地方偶尔听到一位文静的老妇人说一口纯正的广州话，我会循声望去，那感觉就像那年秋天的黄昏，在北京的胡同里听到身后远远传来的那车夫的吆喝声。
（Robby／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