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吃面条》中蹲在地上呼噜呼噜吸着“面条”的小伙子，那个《二子开店》中戴着假发套的憨憨的傻小子……陈佩斯演活了这些可怜可爱的小人物，给我们带来了太多的笑声。然而，昨天出现在记者眼前的陈佩斯，一身布衣，一双布鞋，头顶依旧锃亮，胡子却已经花白，神情严肃，态度真诚，和荧屏上的他判若两人。采访结束，见惯了明星大腕的媒体记者蜂拥而上请陈佩斯签名，甚至连摄影记者都要求和他合影。
10月14、15日，《阳台》在南京文化艺术中心上演两场。作为陈佩斯“舞台喜剧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阳台》是一出不靠“胳肢你逗你乐”，而是靠“实力”来愉悦观众的作品，不论在戏剧结构的严谨程度，还是在表演方式的探索上都超过了《托儿》和《亲戚朋友好算账》。《阳台》是陈佩斯历时四年之久创作的喜剧，也是他第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舞台作品。《阳台》的故事从陈佩斯扮演包工头老穆为讨债而上演“跳楼秀”开始，引出侯处长贪污工程款以及包二奶的劣行，随后一幕幕喜剧在侯处长为情人购买的新房以及售楼处上演着……剧本把误会套误会、戏中藏戏的段子安排得笑料百出。每一个笑料都衔接得恰到好处，每一个空间都藏着一个笑料，无论是阳台、床下、浴室、沙发上、窗帘后，都能给观众一个意外惊喜，因此有媒体将《阳台》比作《虎口脱险》，说该剧洋溢着一种“智慧的幽默”。
《吃面条》一波三折上春晚
“七八年来，每到这个时候就听到消息说我要上春晚。”陈佩斯这样回应郎昆邀请他回春晚的谣言，“作为我个人来说，我不想上春晚。为了一个无定的消息，让我们苦候‘召幸’，整个公司就不要运作了。”
陈佩斯和朱时茂曾是舞台上备受观众喜爱的一对搭档。数年前，因为与央视的版权官司，两人被拒春晚门外近十年之久，尽管观众的呼声还是很高，但两人却在春晚的舞台上匿迹。“当初的春晚，我，朱时茂，整个创作团队，还有台领导都尽心竭力，创作的氛围非常好，开创了一个好的节目形式。我自己和朱时茂在大家的帮助下，也开创了新的节目形式。”陈佩斯谈起春晚，还是颇为感慨，可是随后话锋一转，“但是后来这种氛围没了。我们纯粹是为了观众的期待，支撑了很多年，容忍了很多年，最终只是因为产权的问题说了byebye。”虽然还有很多观众期待着能在春晚看到他们熟悉的面孔，陈佩斯还是斩钉截铁地说“现在让我回去，勉为其难了”。
尽管如此，陈佩斯还是对春晚心怀感激，透露了1984年第一届春节晚会的内幕。那时候很多中国观众早已不知道“笑声是什么”。而陈佩斯他们第一个小品《吃面条》出来，在体育宾馆演出，曾经把运动员笑得满地打滚，一旁的文艺主任却吓得胆战心惊，第二天就把他们给“炒了”。春晚选节目的时候，虽然笑倒了所有人，也没有一个领导敢发话让他们上。直到直播前，第一任春晚总导演黄一鹤把他们俩拉到过道上，悄悄说：“虽然没有人通知我让你们上，但是也没有人通知不让你们上。我做主了，你们去演，这个责任我来担。但是如果你们在台上说错了词，就只能你们自己担了。”随后，三个人含着眼泪握手告别，都不知道此后等待自己的命运会是什么。幸运的是，《吃面条》演完了，观众笑了，他们也“红了”。“或许过去我曾有过辉煌，不过当时的辉煌不像今天一首歌、一个小品几万、几十万那么挣，我说的‘时候’是演完了《吃面条》，第二天一早在公共厕所你往那儿一蹲，所有人都在说你头一天的台词———这就是我那个时候的辉煌。”
因为傅彪戒小酒
陈佩斯的白胡子一进门就引起了记者的惊讶，他说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经白了，头发也掉得差不多了，“事情是需要操劳的，难免长白胡子啊。”长期高强度的演出和刻苦的研究，让陈佩斯的体力一直处于透支状态。不过他丝毫不在意：“透支对我而言是福不是祸。所有的农民都透支，可是人家都活得很好。相反，那些不透支的人却常常被高血压、脑血栓等困扰。从远古至今，半饥饿状态才是最佳的。”
由于忙于小品、舞台剧的创作，陈佩斯说自己没有时间挣钱，现在一次演出30个人拿的钱和三流小歌星一次走穴挣的一样多。生活俭朴，孩子上的也是最普通的学校，“上那种攀比的学校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也没有什么爱好，烟是绝对不碰的，酒也基本上不喝，只是以前晚上临睡前，要用一小杯酒送服安眠药。陈佩斯笑言大概自己祖宗八代都是农民，到父亲和自己脱离了土地，遗传基因总还保留着，每天天蒙蒙亮必然会醒，所以晚上一定要早睡。可是演出之后，总是兴奋得难以入睡，只好借助于安眠药，不过还好，几十年了，还是只要两片就够了。可是“自从傅彪去了之后，家里人小酒也不让喝了。每天两片安眠药就把自己打发了”。
而对于吃食，野生动物，龟鳖都是不吃的，甚至牛、马、驴都是不吃的，因为“它们都太辛苦了，是人类的朋友，实在不忍心”。在《阳台》演第二轮第九场的时候，陈佩斯腰伤旧疾发作，那是他下乡盖房子的时候扭伤留下的，跟随他几十年了，不过他觉得这没有什么，“老天爷是公平的，不能让你什么都好。我已经很受老天爷的眷顾，这么多年还有观众惦记，还能按照自己的兴趣演出。”
作者：龚宇
（来源：南京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