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书志
沈展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大型地区性战争中，若论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并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的当系中国1947—1949年的“三年内战”、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
的朝鲜战争和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这三大战争中，“中国内战”和朝鲜战争基本上以正规军之间的战斗为主，而越南战争则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游击战争。
中国人对游击战并不陌生，中共早期能以武力抗衡国民党的就是灵活而持久的游击战。抗日战争期间，当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作战的时候，中共的游击队就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在中共领导人中，最出色的军事家和游击战理论家是毛泽东，他的有关游击战的理论，后来还广泛地影响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游击战运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拉丁美洲是游击战相当活跃的地区。古巴革命胜利后，拉美的游击战运动及其发展趋势一直受到西方军事家和政治家的重视，亲西方的拉美各国政府为了阻止革命蔓延到本国，更是全力围剿游击队。拉丁美洲各国的游击战运动大约持续了十年时间(从1959年至1969年)，最后全部失败了。英国记者、国际问题专家理查德·戈特在1970年出版了《拉丁美洲游击战运动》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8月出版中译本)，详细分析了危地马拉、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这五个拉美国家游击战运动失败的原因。
引发这些拉美国家广泛而持续的游击战运动的主要原因是古巴革命的胜利。“卡斯特罗于1959年1月8日率领一支衣衫褴褛、有胡子的非职业性的士兵胜利地进入哈瓦那，这对整个拉丁美洲的许多革命同情者来说，似乎拉丁美洲的革命已经开始了。而古巴革命者自己，也迅速地宣告他们是席卷全洲风暴的先锋。”卡斯特罗的战友、后来跟他分道扬镳跑到玻利维亚“输出革命”的格瓦拉也认为，古巴革命的胜利只是第一步，最终还要发展到整个拉丁美洲大陆。格瓦拉热衷于游击战，主张“战斗在农村和山区”，强调“革命必须从农村向城市发展，而不是从城市开始”。这与毛泽东“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如出一辙。格瓦拉在1960年11月访问中国时，向周恩来强烈要求“觐见”毛泽东，及至见面，格瓦拉把自己写的一本游击战的书送给毛泽东，据说，毛泽东也签名回赠一本他论述游击战的小册子。格瓦拉无疑深受毛泽东游击战思想的影响。事实上，中苏两国在当时都对拉丁美洲的游击战运动发挥影响力。
但格瓦拉不是毛泽东，拉丁美洲不是中国。两地历史、环境、民族、国民性、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国内国际背景、战争态势等诸多因素都有极大差异。游击战理论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橘逾淮而枳。格瓦拉不切实际的冒险主义必然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随着他在1967年被捕遇害，拉丁美洲的游击战运动已趋向失败。戈特认为，拉美游击战运动失败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美国进行军事干涉，包括在拉美地区组成陆海空军参谋部、训练当地政府军并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中央情报局介入，乃至派遣特种部队进攻游击区。二、拉丁美洲左派之间不团结。三、左派缺乏责任感。用卡斯特罗的话说，“具有坚定信仰和高度事业感，又有理论修养的革命者为数过少”。四、对本国具体情况缺乏了解。
戈特对游击队抱有理解之同情，遂以一个“观察者”的视角为历史提供基本事实。《拉丁美洲游击战运动》译成中文四十多万字，头绪纷繁却条理清晰，内容相当精彩，展现了十年游击战运动波澜起伏的生死场面和各大共产党在此间的角逐与博弈，游击战士的血肉之躯，除了要承担解放之重任，还要承受政治势力的驱策，沦为权力斗争的工具，令人唏嘘。洵为一部出色的拉美武装斗争史和政治斗争史。
说到游击战理论，还有一个人不可不提，那就是曾经投靠纳粹政权的德国著名法学家卡尔·施米特。他在1963年出版的《政治的概念》一书中附了一篇长文《游击队理论》，是现代战争理论名著。施米特对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到列宁、毛泽东的战争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观察视域。饶有意味的是，这位有纳粹背景的理论家尤其推崇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他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述，称他为“当代革命战争最伟大的实践者”。
大抵世界上的正规军都不愿意与游击队作战，因为不好玩。游击队玩的是野路子兵法，打仗不按牌理出牌，专出阴招，令大兵们束手无策，纵有先进武器亦徒呼奈何。在越南战争中，美军已领教过游击队的厉害；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美军又被“衣衫褴褛、有胡子的非职业性士兵”搞到焦头烂额——“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他们把毛泽东的“十六字诀”玩得淋漓尽致。其实与游击队玩不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游击战的方式对付游击战。不过，这种玩法相当残酷，高度珍惜士兵生命的美军非不得已才玩一下，所以处处被动挨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