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管锥编
顾思齐
李敖在复旦大学演讲时提到:“英文有一句谚语:中国人的机会。这句话是讽刺的意思，说中国人的机会很渺茫，做了中国人，就没有机会了……”在这句谚语中，中国人被当作
反讽的对象；虽寥寥数语，实际上却浓缩了近代西方人的中国观:中国的历史是失败的，中国的前程是黯淡的，作为中国人，已丧失了机会。
这种将中国人作为“反面教材”的修辞策略，不仅在大众语言中流行，在大师名流的学术文本中也不鲜见。阿克顿1858年有《美国英语》一文，是对《新美国百科全书》的评论，其中说:“这本书中关于政治的主要条目是亚当斯家族。必须承认它们没有摆脱变质的民主精神，它后来威胁要把高贵的宪法贬低到欧洲革命民主制的水平之下；那种只有中国人才可与他们一争高下的可笑的自我炫耀，并没有损坏他的名声。”在此，中国人并非阿克顿的论述对象，而仅是一种语文手段；但由这一微不足道的语文细节，却可见，在这位近代西方最渊博的史学家的知识视野中，自我炫耀竟成了中国人的最大特征之一。
马克斯·韦伯写于20世纪初叶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有谓:“……社会科学中系统的和正确的科学证明，如果要达到它的目的，其正确性甚至必须被中国人所承认，或者更准确地说，它必须为达到这一目标做不懈的努力……成功地对某一理想的内容及其终极原则做逻辑分析，并且发现由追求这一理想而导致的结果，无论从逻辑上说还是从实践上看，对于中国人来说也都必须是有效的。”这里大约是指，中国人是难以理喻的，如果社会科学的原理和逻辑居然连中国人都能接受，那就能彻底证明原理和逻辑的客观性了；这样，就等于将中国置于西方文明的“别处”，将中国人视为理性思维的“他者”。
朱利安·班达1946年在《知识分子的背叛》的再版前言里，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文明”，一是艺术的文明，一是道德的文明，二者可能相互排斥；也就是说，艺术的文明，可以同时是反道德的文明，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就是如此。他在注释中顺带提及:“另一个例证是中国，从艺术的观点来看，它是值得称赞的，但是从道德的观点来看，则应该是被禁止的。”可见，满口仁义道德的中国人，在西方人眼中恰恰是不道德的。
以上这些关于中国人的文本片断，都不是规范的学术批评，但也不是恶意的文化诬蔑；在他们笔下，中国人只不过被当作一种文化想像，一种历史参照，在行文之际借以起兴而已。——但也正因此，这种随意的修辞手法，反而更准确地透露出西方人的集体无意识:自我炫耀的可笑性格、不可理喻的思想形式、违反人道的艺术品味……这就是西方文化哈哈镜里扭曲的中国人形象。
当然，更超脱地看，西方对中国人的歪曲并非不可理解，正如我们也很容易歪曲西方人一样；事实上，我们对西方人的妖魔化，比之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追根溯源，任何文明和社会总是自我中心、夜郎自大的，都更容易对“非我族类”者报以偏见；因而国族歧视并非一种外来病毒，而是一种内在本能，是一切文化共同体的天性，区别只在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克制这种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