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新读
钱理群(文学教授)
柏杨先生的著作这次再度引入大陆，虽然已不可能像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样引起轰动，但也总能寻得知音，产生影响。因此，我一面担心柏杨先生的著作是不和谐的声音，但
同时又想，这可能正是柏杨先生作品的价值所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声音。
刚才看了柏杨先生讲话的录像，我很感动。特别是他最后讲的那句话:一个人在钢刀架在脖子上的时候，能不能坚持说真话，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考验，经过了这样的考验，才能对他盖棺论定。这句话很有震撼力，里面有一种精神，我以为就是与鲁迅先生相通的硬骨头精神。
我在读柏杨先生著作的时候，也很自然地要联想起鲁迅先生。我拿到这本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就想到鲁迅曾经有过的一个写作计划。鲁迅在《晨凉漫记》这篇文章里，说到他想选择“历来极其特别，而其实是代表着中国人性质之一种的人物，作一部中国的‘人史’。”并且已经有一些初步的构想:“惟须好坏俱有，有啮雪苦节的苏武，舍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已的王莽，有半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张献忠当然也在内。”但鲁迅最后说:“现在是毫没有动笔的意思了”。在我看来，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史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鲁迅所期待的这样的“中国人史”。在这里，我感觉到柏杨先生和鲁迅先生在精神追求上的某些相通，至少有两点是相通的。
第一是两个坚持:坚持对中国国民弱点的批判，坚持对中国传统文化弱点的批判。这两个批判显示的是一种启蒙主义的立场。这样一个立场，恰好反映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就是在那个年代传到大陆，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柏杨先生的著作影响了八十年代的一代人，培育了一代人。另外，渗透全书的民族自省精神——这也是我感觉到的柏杨先生与鲁迅精神相通的第二个方面，也引起了我的许多联想。
当下最流行的一句话:以史为鉴。这当然是一个对待历史的重要原则，柏杨先生的《中国人史纲》就是一部“以史为鉴”的著作。但在有些人的阐释里，以史为鉴是专对外国人讲的，那么，我们中国人要不要也以史为鉴？批判别人篡改历史，这当然很对，很有必要，但我们自己对历史的态度又怎么样？好像没有人谈，这里所缺少的正是一种民族自我反省的精神。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作为普通老百姓沉湎于民族自豪感的情绪发泄，这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与这样的气氛保持一点距离，应该有点理性的思考，有一点冷静的反思、反省:这本应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记得在五卅运动中鲁迅就提醒年轻的学生:“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如果听任民众非理性的公愤泛滥，“历史指示过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与子孙”(《杂忆》)。但我们老是没有记性，总是忘记历史的教训，也就是口喊“以史为鉴”，实际不以史为鉴。
我看柏杨先生的著作，最感兴趣的是他对甲午战争的反省。这是中日之间第一次遭遇，我们失败了。柏杨先生把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两条，一个是科举制度，一个是贪污腐败。但是我很奇怪，科举制度现在也成“香饽饽”了。好些文章大讲科举制度如何如何好，据说西方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从中国学来的，而且据说正是废除了科举制度，才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我们现在要回到科举制度那里去，云云。我不反对对科举制度作学理的研究，对其作出更科学、全面的评价，但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总要回避在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与封建专制体制的密切联系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科举制度成了宝贝，这大概是柏杨先生绝对想不到的。还有腐败，腐败为什么屡禁不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大家都在谈中国腐败问题，但是很少人探讨背后的原因。柏杨先生要追根问底，也是不合时宜。而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引入柏杨先生的带有鲜明的反省民族文化倾向的著作，他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
但好在中国人口多，地方大，而且一种思潮垄断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因此，柏杨先生的著作这次再度引入大陆，虽然已不可能像上一世纪的八十年代那样引起轰动，但也总能寻得知音，产生影响。因此，我一面担心柏杨先生的著作是不和谐的声音，但同时又想，这可能正是柏杨先生作品的价值所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声音。
图：
《中国人史纲》(全三册，新插图版)，柏杨著，同心出版社2005年9月版，7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