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扛起“抗战中的文化责任”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六十周年纪念展”正在广东美术馆举行，引起了强烈反响

　　他们扛起“抗战中的文化责任”

　　广东美术馆三楼展厅，一场名为“抗战中的文化责任”的大型展览正在进行。迎面而来的一张巨幅照片上，是一群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他们是王子云、何正璜、姚继勋、雷震…

…经过六十年的岁月，黑白照片的颜色在时间里变得有些发黄，但这张拍摄在“西部艺术文物考察团”筹备期间的照片差不多已经是他们最“体面”的照片了。

　　在后来考察路上拍摄的照片里，更多看到的，是他们衣衫褴褛、风霜满面，在荒郊野外考察破损的石雕、在残壁前专注临摹艺术图案的身影。

　　时间回到六十年前。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应留法归来的美术家王子云的呼吁，组建了以王子云为团长的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任务是抢救和保护尚未被日军占领地区的古代艺术文物资料。

　　要知道当时正是抗日战争进行到最艰难的阶段，日军的掠夺和狂轰滥炸，使中国从北至南大批辉煌的中华文物或沦入敌手，或毁于战火。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将持续多久，还将有多少文物被毁。这种抢救性的文物保护工作，意义深远。

　　六十年前的这一场考察，其艰难和辛酸自不必言，后来的考察结果在当时也曾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然而由于历史的不可捉摸，却使得这一次意义重大的活动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所遗忘。

　　六十年后，王璜生、罗宏才等一批人的努力，使这一段重要的历史首次以大规模展览的形式，呈现在公众面前。

　　被遗忘的历史

　　“这是建国以来对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次展览”，展览的策划人之一罗宏才说。9月27日下午，在广东美术馆二楼召开了一个研讨会，参会的人要么是美术界、博物界的研究者，要么是当年考察团成员的后人。能够聚到一起追寻那段历史，对于他们都是第一次。

　　人们从各个角度讨论了那段历史的重要意义。研究者们一致同意它是“中国政府独立组织的时间最早、规模最大、影响至为深远的专题艺术文物考察活动”。其间，有人讲到了王子云夫妇用尽自己的积蓄，才出得起一本研究著作的窘境时，王子云的女儿几次低头抹泪。

　　“我们在查找当年考察团成员档案的时候，发现几乎每个人在‘文革’期间都因为参与考察团而受到过冲击，写下了各种各样的检讨。”活动的策划人，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说。王子云的子女还记得，解放后自己的父亲就被人称为“

　　考察团唯一健在的人姚继勋今年已经90岁了，老先生开始也不愿提旧事。当罗宏才多方联系，终于到他在上海的家里看望并拿出当年的照片给他看时，老人感慨万千、老泪纵横:“谢谢你们还记得这段历史。”

　　在头上是日军轰炸机，脚下是茫茫沙漠和戈壁，只能靠步行或骡马跋涉的日子里，六十年前一群年轻的美术工作者——前后大概十五六位团员，走遍了四川、陕西、河南、甘肃、青海西北五省，运用摄影、临摹、写生、拓片和模铸等方式，调查纪录了秦汉瓦当、敦煌壁画和写经卷、汉唐雕塑、陵墓石刻等各种珍贵的文物，留下了数千件艺术拓本和写生图、文物照片等——其中很多文物今天已经不可再见。事后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举办了五次大型专题展览，在当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然而六十年后，很少有人知道当年的细节。王璜生是学美术史的博士，对考察团的历史虽早有耳闻，但也不了解其中的细节。

　　与广州的缘分

　　清早，一个老人佝偻着身体，腰几乎弯成九十度。手里提着一根草绳，上面挂着一小片猪肉，颤颤巍巍地从外面回来。这是八十年代广州美术学院的师生经常看到的一幕。这位老人就是著名美术家，当年西北文物考察团的团长王子云。

　　说起来，王子云与广州颇有渊源。王子云晚年时身体不好，经常到广州来过冬避寒，借住在广州美院陈少丰家中。人们熟知的一个“著名”的细节就是老人在广州美院的食堂打饭。当时王子云的手已经非常颤抖(“反右”时期与有关人员据理力争，拍伤了手部神经)，炊事员在给老人盛饭的时候总是对不准他的碗，刚要往下倒，王子云的手一抖碗就移开了，只好重新再来。

　　多年以后，当王璜生了解到了王子云当年在巴黎是何等才华横溢，后来领导西北艺术文化考察团时又是何等辉煌之后，再次谈起广州美术圈里流传的王子云晚年的图景，不禁颇有几分辛酸和感叹。因为可以想见历史原因，后半生在西安生活的王子云夫妇，也遭受了冲击和冷落。

　　能够在广州办这个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展览，王璜生认为全凭“机缘”。2001年的一天，王璜生接到了一封来信。信是当年考察团成员的后人写来的，称家中有一批当年考察团的珍贵文物，因为无法妥善保存，询问美术馆是否有兴趣收藏。

　　据王璜生事后了解，当时这一封信并不仅仅发给广东美术馆，同时也发给了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的几家美术馆和美术学院。而且有两三家机构都有意收藏，但要么决断太慢，要么动作太慢，都迟了一步。

　　“一点不夸张地说，那封信还在我手里捏着的时候，我已经拨通了对方的电话了”。随后，几乎在一周之内，王璜生就邀请中国美术史专家李伟铭教授一起赶往西安写信人的家里，亲自去查看那批文物。第一次面对那批珍贵的拓本及资料时，王璜生几乎是立刻就决定了这项重要收藏。

　　“当时很激动。一方面是这批拓片非常精美，是非常出色的美术品；另一方面想到六十年前的那群美术专家吃了多少苦，做了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就觉得应尽我们后人的一份责任”。

　　这一次机缘使广东美术馆收藏了当年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考察活动遗留下来的2000余件艺术文物拓本和部分相关照片资料。广东美术馆将这次的收藏内容和研究专题定位为“一个在现代美术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团体的考察成果”。

　　收藏之后美术馆要做的工作，包括装裱、整理和研究。2000多件拓片，最大的有4×4米，而且经过60年岁月，不少拓片的纸质已经很脆弱，装裱保护是第一要务。此外是整理分类，要分辨拓片的内容，是在西安还是太原，在哪里拓印，这是一项浩繁的工作。此外就是组织研究生对作品的局部进行研究，对拓片上的各种纹饰、图案做专门研究。

　　“铭记历史，共尽责任”

　　收藏之后更大的任务是还原当年的历史。王璜生一直在寻找一个对这段历史有全面研究的人。又是一次机缘，他认识了罗宏才。

　　罗宏才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考古系，与王子云有师生之谊。后来又与何正璜在一个院子里工作。80年代末，学考古的罗宏才看到西方理论中讲到“艺术考古”，曾找到王子云去求教。在王子云的指点下他对艺术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开始追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的历史踪迹。

　　为了解那段历史，罗宏才一个人跑遍了陕西、甘肃、江苏等地的档案馆进行调查，并找寻了知情者了解详情。这个过程中罗宏才吃了不少苦头。一次去陕西凤县调查资料，罗宏才雇了一个小拖拉机，途中车子翻到深沟里，亏得抓住路边一棵树才没有送掉性命。

　　2002年开始，王璜生认识了罗宏才，两人对复原这段历史有着共同的兴趣。广东美术馆开始介入此事，聘请罗宏才为特约研究员，并找到了当年考察团成员卢善群之子卢夏，一起成立了专题研究组。此后在美术馆的经费支持下，罗宏才、卢夏等人跑遍当年与考察团相关的江西、上海、南京、甘肃等各个省市，采访相关人员及后代，搜集相关文献资料，征集照片、实物。并赶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推出了“抗战中的文化责任——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六十周年纪念展”和相关研讨出版活动。

　　根据考察团的考察路线，广东美术馆此次纪念展分为六个部分:一、从重庆到长安；二、长安与洛阳；三、苍茫甘青道；四、风雨敦煌；五、越过汉唐陵阙；六、凝重的辉煌。展出的绘画作品近200件，照片120件，拓片21件，实物和资料23件。里面的展品可以分成两段历史，一段上溯千年，到达汉唐时代的文明；另一段则是六十年前，一群艺术工作者的身影。

　　“当年国难当头，艺术家应该做什么？现在国难不当头，艺术家又该做什么？”罗宏才提醒人们在观看展览的时候思考这样的问题。

　　“铭记历史，共尽责任”是王璜生、罗宏才等人给这个展览确定的主题。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考察成果一览

　　根据广东美术馆“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专题研究组调查研究的最新资料显示，总计在1940年至1944年期间，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的成果大致有:

　　发现各类文物遗址及艺术文物数百余处(件)；

　　收集诸如马家窑文化彩陶、秦汉瓦当、敦煌写经卷、汉唐雕塑、唐三彩、明清宗教艺术品等大量艺术文物以及各时代石刻艺术拓本约2000余件；

　　绘制各类速写图、写生图以及艺术文物分布地图与艺术文物遗迹实测图千余件，拍摄各类艺术文物题材照片千余张；

　　临摹了甘肃敦煌、洛阳龙门、酒泉文殊山等石窟的大量壁画；

　　对陕西汉、唐陵墓前的石雕艺术精品及龙门石窟部分浮雕艺术品进行了石膏模铸；

　　其中对龙门、敦煌石窟的全外景实测以及对唐昭陵六骏之“四骏”与西汉霍去病墓前部分石刻并关中部分唐陵石象生所进行的模铸工作，在国内艺术文物界堪称首例。

　　辉煌的敦煌考察

　　在考察团的活动中，敦煌是重中之重。考察团在敦煌前后呆了近两年，做了大量的临摹壁画和拍照工作。根据统计，王子云、卢善群、雷震、邹道龙、何正璜等考察团成员共临摹敦煌壁画及速写、写生近200幅，拍摄莫高窟壁画的照片计有120多张，多为北魏、隋唐时期壁画精品。半个世纪时光的流逝，这些图片和照片今已成为莫高窟历史的重要史料。

　　西北考察团到达敦煌时，画家张大千已经在此临摹壁画。在这里，张大千和考察团绘制壁画的方法产生了分歧:考察团的目的是为了保存现有面目，按照原画现有的色彩忠实地摹绘下来。而张大千则力图“恢复”壁画原有面目。他从青海塔尔寺雇来喇嘛画师，运用塔尔寺藏教壁画的画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已因年久褪色的壁画，恢复鲜艳的色彩。因此张大千的摹品，常显得比壁画原作更鲜艳、更漂亮。

　　对此王子云不以为然，但在当时两边并未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后世的评判也说法不一。

　　值得一提的是王子云在此完成的大型绘画《莫高窟全景写生图》。该长卷长5.5米，宽0.233米。这是一幅优美的莫高窟外貌风景画，又是一幅莫高窟实位勘测图。完整、准确地保留了40年代莫高窟山川地理风貌和历史形貌，具有很高的历史考古、文物保护和观赏价值。现收藏于敦煌研究院。

　　何正璜在《深切的怀念》一文中回忆了王子云画全景图的情景:“他仔细测量每个洞窟的位置、远近、大小、高低，并密密附上清晰的编号，蔚成一幅敦煌莫高窟的全景。他为此跑东跑西地跳上跳下，用他所长于的绘画手法，更用他所不长于的测量手法，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把全图绘成了。这是一幅极不寻常的长卷画，在当时是绝无可能用照相机摄下的；在今天虽有先进工具，但已非昔日原样了，因此，它是无可替代的历史资料。”

　　事后，王子云和何正璜合著《敦煌莫高窟现存佛窟概况之调查》，这份文献对莫高窟历史沿革、现状、佛洞格局位置、年代、风格、编号等都进行了全面梳理和介绍，共4万余字，发表在1943年重庆出版的《说文月刊》，被敦煌学研究者誉为是我国“第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对于敦煌石窟的研究、保护，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珍贵的绝版纪录

　　考察团当年发现和研究过的一些珍贵文物，在几十年间，又受到很多人为破坏。以至于他们留下的资料成为珍贵的绝版纪录。比如著名的“昭陵六骏”石刻和霍去病墓前的一批石刻，王子云都曾经用石膏翻铸，存放于宝鸡城外一山洞中，在解放前后，竟然被人当作废品而毁掉。

　　1942年秋，王子云、何正璜、姚继勋等人在西安城内大湘子庙街考察时，发现久置于此、无人问津的唐韦顼夫妇墓葬出土之细阴线刻石棺椁构件共12块，各石皆“线纹细而流利，真像中国绘画线描中‘游丝描’那样精美。”因而被誉为四十年代陕西艺术文物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此外，由考察团同人所发现的扶风法门寺唐佛教造像碑首、关中汉墓出土的二釉陶犬等物都早已湮没无迹。而考察团当年考察和记载的，号称“西北地区木建桥梁之冠”的兰州渥桥后来因为修建公路而拆毁，荣膺甘南佛寺之冠的拉卜楞寺的部分建筑在一场火灾中泯灭，敦煌壁画中之许多珍贵题记到今天也已经荡然无存。

　　更值得一提的，是考察团纪录下来的当时西北的社会生活和民俗状况。王子云就在途中留下大量写生画，对当时西北少数民族，如哈萨克族、藏族等的形象、生活场景进行了描绘。而且考察团当年在考察甘肃拉卜楞寺时，恰好遇上拉卜楞地区保安司令黄正清(藏族)之子与蒙古王公之女联姻的大典。王子云等人拍摄的图片为后世提供了蒙藏贵族联姻的珍贵历史资料。

　　由此，罗宏才认为，随着岁月的推移，1940年至1945年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在非常时期抢救收集或拍摄、复制的这批艺术文物资料，将愈来愈显得稀有珍贵。单半个多世纪的时光流逝，就足以使之成为历史瑰宝。

　　王子云在考察期间，也曾郑重向国民政府报告，请求成立敦煌艺术保护研究所，并多次举办敦煌壁画摹本展览弘扬敦煌艺术。但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人们在谈到敦煌学先驱者时，却把王子云、何正璜夫妇遗忘了。

　　图:

　　今天的观众对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显得有点陌生，但他们在抗战中的文化责任感，是一份属于全体中国人的宝贵的精神遗产。　本报记者　邹卫　摄

　　敦煌千佛洞北魏壁画夜叉图，雷震临摹。

　　敦煌莫高窟藻井图案，雷震临摹。

　　甘肃新

　　莫高窟元至正八年(1348)六字真言碣石拓本。

　　据西安唐韦顼夫妇墓出土石椁线刻图案复原之仕女图，卢善群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