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的一次“文化长征”
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历时五年，行程十万里，足迹踏遍五省，发现和抢救大量艺术文物，在当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战争爆发
“你在外国就像你在别人家里做客一样，当你家失了火，这时你还能安心做客？当然要立即回来救火了。”
1937年7月7日，日军炮轰北平城外的宛平城和卢沟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一夜，在一列从南京开往青岛的火车上有一位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青年美术家，他登罢泰山，正欲与老友一起前往青岛海滨优游，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他就是王子云。
8日凌晨，列车上人们还在朦胧梦境之中，列车的广播突然响了，播音员告诉乘客:日军于昨日进攻宛平城和卢沟桥，我守军第二十九路军正在英勇抗战，本次列车奉命必须立即开返济南以做军用。列车里顿时一片沸腾。从“九·一八”之后东北沦陷开始，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如今，国家终于陷入了全面的战争。
广播的消息也让王子云心情沸腾，不能平息。国难当头，每一个人的命运都必将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此前，王子云在法国留学七年，他在国外主攻雕塑颇有成绩，他的油画《杭州之雨》在巴黎“独立沙龙”展出，成为巴黎《现代美术家辞典》介绍的第一位中国美术家。他本来很有机会留在法国，此前也一直在犹豫是否回巴黎发展。但战争的消息促使王子云很快做出了留下的决定。他回到济南就给国立杭州艺专校长林风眠去信，表示自己愿意留在国内。林风眠立刻回信，欢迎他回校任教，并以一级教授相聘。
多少年后，王子云和何正璜的二女儿王蒨回忆起，自己小时候不懂事，曾问父亲，在法国生活得那么好，为什么还要回来？王子云沉思了一下说:“你在外国就像你在别人家里做客一样，当你家失了火，这时你还能安心做客？当然要立即回来救火了。”面对国家的危亡，个人的前途算得什么？王子云就这样摈弃了繁华似梦的大好前程。
文物告急
60年后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觉得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这些人身上体现出来的高度的文化责任感。
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对于战火能燃烧多远多久，人们都是预料不到的。王子云想投身教育很快就被证实为不可能。日军战火烧近了杭州，杭州艺专开始转移，从金华到江西、湖南、贵阳、昆明，学校一路搬迁，老师学生都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
1939年，王子云离开学校来到重庆，就是在这里他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勘遍大西北文物的计划。
此时日军已经将战火燃烧到我国的华北、华中以及东南、华南地区，并对西南、西北的大部分地区实行野蛮轰炸。河北阜平普佑寺、山西大同石窟、太原天龙山石窟、河北涿县白带山石窟、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等大批历史文物古迹相继陷入敌手，遭到破坏摧残，惨不忍睹。其他尚未沦陷地区的文物古迹，也时刻面临着遭破坏的危险。
王子云对于中华文物的感情最早应该来自留学期间。1935年，王子云到伦敦参观了英国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其中展览的壁画、青铜、玉器等珍贵文物，多半是列强从中国掠去的。虽然抑止不住愤慨之情，但王子云也从这些艺术珍品当中，引发了对祖国古代艺术的向往。
留学期间，王子云就想一旦回国，要有重点地寻访古典美术遗存，把考察收获带到国外，向国外介绍中国美术。值此国难当头，珍贵文物告急，王子云更觉得需要赶快行动起来。
1940年5月，王子云正式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自己的计划:组织一个以艺术文物为主要考察内容的队伍，开赴西北，运用摄影、临摹、拓印、复制、测绘、记录等较为完备的资料收集方式，抢救收集尚未被敌军占领地区的各种古代艺术文物资料，以紧急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的侵袭与破坏。
面对国难，一个文化人能做什么？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章利国说，60年后看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觉得其中最令人震撼的是这些人身上体现出来的高度的文化责任感，或者说“文化自觉”。要知道，在中国的抗战已经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文物考察在当时不仅有抢救保护的作用，更含有彰显中华优秀文化、鼓舞国民继续抗战的信心的深层意义。
考察团成立
“务使各种优美之古代珍遗毫无遗憾地呈现於国人目前，”藉以“表彰我国固有之优美文化，俾由此以增进民族意识，提高国际文化地位。”
如果有人要写一本《抗战时期的文人》，调查一下那个时期的文化人都在做些什么的话，一定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命题。
老派文人，比如历史学家陈寅恪的父亲，清末“四公子”之一的诗人陈三立，在日军占领北平后忧愤绝食而逝。
人人皆知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大师，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在上世纪40年代也写了一部抗战小说《虎贲万岁》。他说，写此书是感于“七年来(那时是七年)还没有整个描写抗战的小说，是我们文人的耻辱，对不起国家”。
《大公报》没有在日寇占领地出过一天的报纸，申言:“我们是中华子孙，办的是中国报，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当时西北也呈现出了独特的意义。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曾一度打算将西安作为陪都。而从文化意义上而言，西北孕育了中华民族最强盛的汉唐文明，以及更早的炎黄文化。当民族危亡之时，这些文物显然是最能够激发民族自尊的。
当时呼吁关注西北文物的人也不止王子云一人。1941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到敦煌，回到重庆后就大力倡议保护西北文物、研究敦煌艺术。张大千等人也自行到敦煌考察，临摹了大量敦煌壁画。
也许是这样的背景，使王子云的报告很快引起“国民政府”注意。6月，国民政府正式决定组建艺术文物考察团，直属教育部领导。当时教育部长为陈立夫，训令以王子云为团长，成员拟挑选由沦陷区撤退来重庆的美术教员以及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即将毕业而无法分配工作的学生等。
考察团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考察陕西汉唐帝陵、宗教寺院及建筑雕刻艺术、敦煌石窟、安西万佛峡石窟、青海佛教寺院等西北古代历史文化胜迹。目的在于“务使各种优美之古代珍遗毫无遗憾地呈现於国人目前，”藉以“表彰我国固有之优美文化，俾由此以增进民族意识，提高国际文化地位。”
之所以选择西北，是鉴於“西北各省，为我(国)四千年民族文化之发祥地，文物蕴藏至为丰富……且中国文化，发达最早，佛教及一般造像，汉、魏、隋、唐各臻绝境，其存留于今日者亦美不胜收。”
8月，重庆《大公报》连续刊载艺术文物考察团招聘团员的启事。经过严格考试，首批进入考察团的有周思铭、姚继勋、陈典尧、戚承先、雷震、张仁均、何正璜等11人。此后不断有人员变动，先后共有十五六人曾在团中工作。其中包括两名广东籍的团员:梁启杰和郑祖良。
考察团中唯一的女性何正璜在其日记中曾发下当时考察团为中国古代文化事业奉献的誓言:“本团在现代中国所负这使命，如古代文化艺术之正式统计、调查、描绘、模型、分类、保存等，允为中国艺术界之开荒工作……而今世战乱频仍，每为外人所窃购，为枪火所毁坏……痛心可怕，孰此为甚。故我们不量才力，不畏风霜，不避艰辛，而故此苦劳工作，乃国民之本分，更为艺人之光荣也。”
考察团在重庆进行为期三个月的集训，12月起离开重庆，进入考察的第一站——西安。
路途艰亲
战争期间，国民政府提供给考察团的经费有限，加上西北地理环境恶劣，考察团的行程极其艰难。
考察团的考察线路是先从重庆到西安，再从西安到洛阳，到甘肃兰州、青海、敦煌，最后又回到陕西，深入考察关中的汉唐陵墓。
在这个过程中，考察团发现和纪录了大量的珍贵文物，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走遍当地的山寺、佛窟、古墓、摩崖，调查、收集、整理艺术文物遗产，查阅当地有关文献资料。
战争期间，国民政府提供给考察团的经费有限，加上西北地理环境恶劣，考察团的行程极其艰难。自1940年至1945年，考察团的行进途中，穿丛林，进大漠，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忍饥挨饿。
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说，经过8月份的实地考察，他完全可以想象当年行程的艰难。从敦煌县去安西县的榆林窟，现在坐汽车一天就可以来回。而据说考察团当年靠骆驼和马，要走上足足六天。
王子云曾回忆，当时从兰州去敦煌需先乘汽车到酒泉，然后换畜力车。在酒泉雇骡车走三天才到大约二百八十公里以外的安西，接下来自安西到敦煌的一百八十公里行程几乎没有像样的路，团员们只得改乘农家木轮牛车颠簸前行。而且敦煌白天酷热无比，只能走夜路。路上有三个休息站，都是在沙窝里搭的小草棚，小棚下的牛粪有半尺厚，臭气熏天。
姚继勋回忆当年是“一路骑马、骑驴，骡车上没有凳子只能平坐，一路吃馍、实心馒头”，“朝行荆棘丛中，夜宿山村猎户炕头”。但这种艰苦常常被看到精美文物的兴奋所冲淡。
至于忍冻挨饿也是常事。王子云在《关中唐陵考察记》中记述了1942年他们考察唐陵的经过:
(午饭)每人仅吃荞麦面条一碗，勉强充饥……晚间大风起，气温骤变，同人来此均着夹衣，颇感难以御寒。
在随后的一次调查中，气候骤寒，水已结冰，山野中飞沙扑面，无法外出工作。且吃饭亦大成问题，因乡间无处购买，结果由保公所为向乡农派饭。昨晚今晨均如此，尤今晨更感困难，由乡农两家冒风送来面谈若干，硬冷如铁，不易下咽，然余等总觉于心不安，如此殊为难之至。
从珍藏至今的历史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站在荒草中、残壁前或木架上拍照、描绘、记录艺术文物的考察团员专注工作的身影，看到发须蓬乱、衣衫破烂的王子云及其同事脸上坚毅平静的神情。
成就辉煌
后来的美术史论家在评论考察团的成绩时曾称赞:“(他们的考察活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所罕见。”
1945年，因经费困难等各种原因，考察团终于宣告解散。在这前后，考察团先后办了多次成果展览，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考察团于1943年元月在重庆举办第一次敦煌艺术展览。三天的展览中，大量的照片、摹本首次向全社会展示了敦煌艺术的冲击力。开始只有一间展室，参观者摩肩接踵，拥挤不堪，教育部又决定在中央图书馆单独展览一星期，有三万人参观。
当时的《大公报》报道说:
观众自早至晚，拥挤异常，尤以六朝绘画陈列室内观者对我国古代艺术作风气魄之伟大无不惊奇。一部分观众对于该团所作之河西风景及风俗绘画，亦多发生浓厚兴趣，此足见国人对于西北之重视。
“流风所至，盛况空前”。展览无形中激励了民众的爱国热情与抗战斗志。当时的“国民政府”要员如教育部长陈立夫、国民党中央执委、西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张继以及美国副总统威尔斯基、华莱士等外国政要都曾亲临参观，给予极高评价。
次年春，考察团在西安举行“西北艺术文物展览会”，主要展出敦煌临摹的壁画。为期两周的展览同样大获成功，每天参观的群众多达一千余人。
后来的美术史论家在评论考察团的成绩时曾称赞:“(他们的考察活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所罕见。”
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田志凌 实习生 张金华
图:
重庆青木关筹备处时期教育部艺术文物考察团同人合影。后排站立者王子云，中排左起第一人何正璜、第四人邵道龙，前排左起第一人姚继勋、第二人雷震。 摄于1940年10月。
左图，1941年3月16日，考察团成员对汉武帝茂陵区域内霍去病墓前石刻进行考察，坐卧马上者为何正璜，她是考察团中的唯一女性。右图，王子云正在测量崇圣寺遗址出土石刻佛像。王子云与何正璜在共同参与考察团工作期间结成伉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