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巴金
仅凭早期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巴金就已经确立了“巴、老、曹”并称的巨匠地位。但因为有了5卷本、40多万字的《随想录》，不但使他的文学创作攀上新的高峰，也更使他因“讲真话”的巨大的勇气，而成为一个特殊时代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榜样。正如鲁迅已经不仅是中国文学的旗手，更是民族性格和意志的标志一样，巴金是作为民族良
心和品质的旗帜为人们所崇敬。
《随想录》：“讲真话的大书”
在“文革”之后，巴金用了8年时间写了150篇《随想录》，计有42万字。巴金说：“五集《随想录》主要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学术界认为这是一部“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学范畴。
巴金在《随想录》第2集的后记中说：“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露，为了控诉……”揭露、控诉、讲真话，构成了《随想录》的基本格调。巴金比较早地提出“文革”不仅仅是“四人帮”的事，每个人不但是受害者也是参与者，是推波助澜者，是有责任的。并且巴金首先拿自己开刀，认为自己在“文革”中也说了假话。所以巴金在《随想录》中一遍又一遍地提倡说真话，认为“文革”的产生是由说假话造成的。巴金说，说的真话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话的基础上产生的。
他写这部散文集已不存在任何功利的目的，正如他在五个集子的合订本的序言中所说：“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
捍卫“讲真话”
当年巴金虽然不能完全地公开讲真话，却实实在在地为中国文学办了几件大事。现代文学馆的建立如果没有巴金的奔走呼吁现在还不知在哪呢！他亲自创办的《收获》杂志在新世纪的今天也是公认的中国一流的发行量最大的能发表真正的优秀文学作品的刊物，而这一切和巴金提倡讲真话是分不开的。巴金以《收获》为阵地发表了大量在当代文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作品。
但即使到了《随想录》已经出版，老人宣布搁笔以后，那些阴丝丝的冷风仍然没有消除对老人的敌意。1991年，北京一家报纸上公开发表署名文章，含沙射影地攻击老人晚年用生命来呼喊的“讲真话”口号，这篇奇文以“真话不等于真理”为理由，把一盆盆污水朝老人头上泼去，甚至把“说真话”与“自由化”联系在一起，诬陷“真话”是“投向党和人民政权的石头、枪弹”。这种言论里包藏的祸心，老人不会不知道，几年来他几乎过着隐居生活，不再发表惊世之论，以求安全度过晚年的平静生活，可是这一次他忍不住了，他必须捍卫这个经过几十年惨痛教训换来的人生格言。
于是，在那一年四川成都举行的第二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上，老人发表了一篇公开信，反驳那些文坛上的鬼魅们：“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老人真的火了，他愤怒地说下去：“因为病，我的确服老了……以后我很难发表作品了。但是我不甘心沉默。我最后还是要用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和我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信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