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对于票房的不利，第六代一致表示出“无所谓”的态度———因为在国际上频频得奖，影片基本上都能卖得国外版权，导演也能拿一笔较为可观的奖金，收回成本没有多大问题。像《向日葵》虽然才在内地上映，日本、加拿大、巴西、西班牙、荷兰、美国、法国等国发行商均已买下了该片海外发行权，1300万人民币的投资已经收回。因此张杨颇为气盛地表示：拍电影不是为了赚多少钱，只要用心拍了，它的价值就存在，他本身不考虑票房的问题。可是，如果国际市场是“中国式怀旧”的唯一出路，那么第六代对于我
们的价值又在哪里？
如果说，“中国式怀旧”是迎合了全球的“中国情结”而受追捧，而要想在国内市场上得到成功，他们就不仅要唤起同代人的共同记忆，还需要激发起不同时代人尤其是80后观众观看的“欲望”。可惜的是，在这一点上，第六代们基本上未能顾及，《孔雀》算是一部宣传与票房都较为成功的电影，它以精确的细节再现吸引了同时代观众在影院里回想过去，并为之感动。可是，大多数80后的观众对它却“不屑一顾”：“这些细节对于我们毫无意义！”的确，细节再逼真，回忆再深刻，但如果与他们无关，在他们眼中，就只能是一种“怀旧消费品”，就像我们看三四十年代老上海的心情一样，像我们看电影《长恨歌》的心情一样。再说，这些“消费品”看起来也不那么美好，其风格大多压抑、沉重、晦涩，很难引起80后的兴趣。
出于对集体化、商业化、英雄主义或者主旋律的逃离与反叛，第六代导演们否认第四代的使命感，不屑第五代的商业化，因此，他们把视点转向内，看重“个人记忆”，思考着自己的“来路”。可是，他们对过往历史的触摸往往只是“隔靴搔痒”，他们没能够用记忆打动观众，反而把自己的怀旧变成了消费品。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又渐渐丧失了与现实对话和把握的能力。马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