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腐败的问题自从发现以来就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无论是置身其中还是置身事外的人无不瞩目。所以继本报首次报道武大法学院副院长周长城“剽窃”事件之后，就迅速引发了一场围绕此事件的大讨论。不过在众声喧哗之中，不同人物的发言以及背后的心态却十分值得玩味。
首先，周长城事件存在一个致命的疑点，即揭发人“张斌”现在还不知为何许人也。
如果说为了揭露学术腐败，这样的手段是不值得被提倡的。负责任的揭发者首先应该对于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如果说最初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那么在整个事件浮出水面之后，揭露的人应该能够站出来进行对质。
当年刘半农和钱玄同为了推进白话文运动在《新青年》上表演的双簧戏之所以被胡适评为“几近胡闹”，原因也无非是“不负责任”。后来胡适主持《现代评论》，要求所有的作者都必须署真名，原因无非也是为了养成负责任的言论。不负责任地指出问题是很简单的，而负责任地解决问题的态度，至今还是我们所缺乏的。在众多讨论学术腐败的声音之中，这种声音我一直没有听到。
再说周长城，事件发生之后，周长城在接受采访时说：“最根本的问题是权力和利益的问题，他们担心我会出任系主任。”我倒是觉得，放弃陈义甚高的言辞，沿着这个思路去看周长城事件，反倒更能接近问题的真相。先是周长城被正式任命为副院长，紧接着就出现了“剽窃事件”，此次事件的另一方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到这个问题：“这个事情会给人一种印象，周长城刚被正式任命为副院长，就出了剽窃事件，好像剽窃事件就是针对着他出任副院长来的。但是，我们无可奈何。”双方都在试图着转移公众的视线，都在试图把对于自己有利的一方面呈现出来。不惮于被有识之士指责为“卑之无甚高论”，我觉得处于利益博弈中的双方所做出的选择都无可厚非。甚至诸多社会学界的人士对此都“三缄其口”也有合理因素，这里面不单单是一个“圈子很小，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没有人在这个事件中可以做一个仲裁者，除了武大的学术委员会。
再退一步讲，即使是因为“事不关己”而选择沉默也无可指责，那种以为自己是正义的化身而动辄对别人加以评判进而对于整个民族造成巨大创伤的例子比比皆是，殷鉴不远，足以记取。关键的问题是周长城的《经济社会学》是否存在违规之处，武大学术委员会对此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处理？
从近年来屡屡不止的学术腐败的事例来看，无论是揭露者还是被揭露者，无论是保持沉默者还是进行声讨者，有意无意，都无一例外地做了当下学术体制的共谋。只要这个学术体制不进行自身的调整，我不会对杜绝学术腐败报有信心。马克思描述资本家时曾经说：“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不惟资本家，其实这样的话适合一切人，对于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当下的学术体制不是以学术为本，而是以利益为本，这样的学术体制，无疑为学术腐败培养了合适的土壤。要想一劳永逸的杜绝学术腐败，最好的办法不是靠学者自律，而是把上帝地归还上帝，恺凯撒的归还恺撒，在制度设置上让真正具有真正学术理想的人找到寄身之处，让寻求利益和权力的人找到适合的场所。
陈远（北京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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