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的王维，说起往事，神情生动，依稀能看出几分当年臂缠红布条冲上敌人城头的风发意气。王老是《解放日报》原总编辑，年轻时在根据地当过战地记者。
今年是党报三大新闻作风提出60周年。回忆当年办报的岁月，老人说，有些东西是永远不能忘记的……
半夜敲敲窗户 悄悄传递信息
王维曾在苏北《盐阜大众报》工作。当时的主编赵平生树了一个“规矩”：报社有一个常用字表，上面只列了1000个字，凡是超出这个表的字，一概不能见报。稿子里写了，也要换掉。“稿子写完后，还要读给警卫班和炊事班的战士听。”王维说，如果读起来不顺口，或者听的人不懂，就要重写。
一张报纸，只能用1000个字来写稿子，让今天的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王维解释：“当时的群众，普遍文化不高，报纸是办给他们看的，需要考虑他们的实际情况。”于是就有了一张“初识字的人看得懂，不识字的人听得懂”的报纸
上世纪30年代开始，王维就来到抗日根据地，最早办手抄报，后来办油印报纸。战争年代，革命根据地的信息不畅，党报是人们获得新闻的主要渠道。苏北地区曾开展过“耳语运动”——白天隐蔽的革命干部，半夜敲敲老百姓的窗户，告诉大家报纸上登的消息，在哪里打了胜仗。
敌人来百姓忙 印刷机藏河底
1945年5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提高一步》，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全党的作风问题，同时也是党报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就是其中最精髓的一条。
抗战时期，太滆地区一名叫吴梅的编辑被捕后，逃出来藏到农民家里。敌人挨家挨户搜查，面对着枪口，每一户居民都说没有看到。还有一次，王维和同事们正在印报纸，突然听到远处响起枪声。大家用最快的速度印完报纸，可是印刷设备来不及处理。正在危急的时候，当地百姓帮忙把印刷机拆开，沉到河里。大家这才放心撤退。还是这些百姓，等敌人离开后，再把河里的机器捞起来装好，等待这些报人再回来。
“群众冒着人被杀、房被烧的危险保护我们。群众是我们办党报的基础。”王维说。
挎上枪是士兵 放下枪是记者
1947年，新华社苏北分社发了一条电讯，内容是应该消灭“熟荒”。当时中央的政策是，通过土地革命，让农民分到土地。可是解放战争时期，流亡地主回来，农民担心遭到报复，不敢耕种那些土地，以至于造成“熟荒”。新华社发了这条消息后，引起各地重视。
还有一次，《盐阜大众报》一名记者发现，当地一个区委书记多占了地主的浮财。报道刊登后，引起上级领导的重视，这名区委书记最终把多占的东西退了回去。
“那个年代，没有文件，只有电报。主要靠记者到下面去跑，了解群众的困难，把情况如实反映出来。”王维说。
根据地的新闻工作者，挎上枪是士兵，放下枪是记者。王维也参加过战斗。日本宣布投降后，新四军准备收复淮安城。抗战8年，这最后一仗，王维决定无论如何不能错过。
部队首长批准了王维的请求，把他安排在攻城的突击队里。在军号和枪炮的掩护下，王维臂缠红布条，和其他突击队员一起，登上8～10米高的云梯。战斗很快就胜利了。王维惦记着发稿任务，来不及等城门打开，从北城再沿云梯爬下。他一边奔跑一边打腹稿，到电台发出了“苏北名城淮安今日解放”的电讯。
“那个时候，部队里的记者，当然也要参加战斗。”王维说，“不然别人看不起你，连饭都没得吃。”当时的记者如此深入群众，可见一斑。
和平年代信息 依然源自群众
王维少年时在一家中药铺当学徒，崇敬邹韬奋，一心想当一名新闻记者。参加革命后，他如愿以偿。从事了一辈子新闻工作，和许多老报人一样，党报的新闻传统，王维一刻不忘记。
“和平年代，报纸要多宣传群众的创造，宣传群众建设过程中的艰苦奋斗。”王维说，“我们报纸，应该尽量多提供来自群众的信息，帮助党把工作做得更好。”
几十年前王维“下放”到当时的金山县劳动，适逢有一套巨型化工设备无法运输，南市一个劳动合作社想出“妙法”：路上垫滚木、河中沉铁块，终于把这套设备安全运到。王维领悟到：无论在哪个年代，现实永远是新闻之源。本报记者任湘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