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二大爷我为您著书，咱二大爷俺为恁立说。”张者今年的小说新作《零炮楼》一亮相，就像拉开了一个热热闹闹的说书场，说的是：“1938年呀，鬼子进了中原，烧杀掠抢毁俺家园……”说的是咱二大爷、三大爷、四大爷,还有玉仙大娘、荷花七姑的人生故事，他们死的死、疯的疯。欢欢笑笑、哭哭闹闹，都和日本鬼子建的零炮楼有关。一部与抗战有关的小说，读完却五味杂陈，甚至不知该悲壮还是愤怒，该怜悯还是哭泣。避开同类题材固有的悲情史诗意味的同时，那种来自民间的鲜活灵动，也同时旁逸斜出许多内涵，让它在同类题
材中显得分外特别。
“一个另类的抗战故事”，张者的小说家同行兼同乡李洱概括道。阅读《零炮楼》，甚至让他找回当年看莫言《红高粱》、乔良《灵旗》时的激动。只是“张者讲的故事、讲故事的方式、故事的意味，和莫言与乔良的不同，是另一种异类”。“那种绵延千年的乡村自治、乡村宗法制度，在遭遇外敌入侵时产生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过去很少有人写过，即便有人写，也分成正面反面，但张者没有这样的二分。”他为那些故事所吸引，用了一个晚上加一个上午两口气看完。
而对张者来说，那是他信阳家乡的一段历史，也是一段快要被遗忘的历史。零炮楼本是一座日本人要建的炮楼的编号，但乡亲们认为零炮楼就是没炮楼，修了也白修。于是请风水先生选了死穴，高高兴兴地为日本人建起了这座炮楼。小说里都是乡民们在自发抗战，用的都是民间土法，包括看风水念咒语，唱段子送花姑娘。“现在，那炮楼的旧址成了一片废墟，还有一些碑，也被一些老百姓盖房子做了地基之用。我只能用文字留下它，也留下那段历史。”张者不承认这是历史小说，“刚刚过去50年，许多还鲜活地与今天有着联系。”本来可以继续趁热打铁地写《桃李》的续篇《桃花》，但张者却执意拿起了这个题材。用他对当下作家写作方式的概括，这次他做的是减速度写作。“就是让文学和时代速度保持距离，向后看。”
今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张者无意凑这个题材热，但冥冥之中，他又觉得自己可以为这类题材开拓一种空间与样式，甚至冒一种险，写出更多过去被回避的东西，“因为电视剧《小兵张嘎》式的演绎，实在是把战争游戏化了，战争是命与命的交换，是充满血腥与毁灭的。”张者在最后疯掉了的玉仙大娘身上注入了这种冰冷的命运感：当日本人点名要花姑娘时，她被村里人送进炮楼。日本人投降后，村里的人却拒绝去接这位被凌辱的女人。为了应对炮楼敌人的镇压，村里人还将老弱病残组织成送死队，一命抵一命……虽然这样的事实几近残酷，但张者的叙述调子并不沉重逼人，李洱因此评价说：“不管是什么故事，到了张者笔下，讲起来都是有一搭没一搭，口吻相当淡漠，动作相当随意，像老人叼着烟斗讲古，像北京人侃大山，东北人唠嗑。”评论家牛玉秋因此说：张者够狠，因为他竟可以将那种冷幽默贯穿到底。
在评论家孟繁华看来，《零炮楼》特别的一点还在于：“它更多呈现的是两种文化的斗争和中原的民间传奇。”他就此总结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支撑小说的骨干情节还是民间内部的矛盾斗争，这种情况的出现，我们不能理解为是张者对抗战生活的缺失而有意的回避，而恰恰是张者对抗战时期复杂、矛盾生活的独特理解。”令孟繁华欣赏的还有作品对战争引发出的人性和灵魂的追问。“《零炮楼》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部反映抗日战争题材的作品，反映了民间社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存、精神状态，同时也在于它对非常时期民族文化的复杂问题的检讨与反省的态度。”本报记者孙小宁
网络编辑：赵志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