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年近30岁的我从插队的北大荒返城回到上海，来到福州路上海旧书店就业，工作的地点是期刊大库。一夜之间，身份由下乡知青变成了旧书鬼。
在上海的旧书业里，把书库称为栈房。因为栈房的安全防火规定中有一条是，照明用电不能超过40瓦，而且限制了很宽的间距，所以，高大的库房显得昏暗阴森，还有那一排排狭窄的书架，灰尘扑鼻，让人压抑。通常，工作人员完成当天的任务后，便起身到门外透透
气，或抽烟聊天，或喝茶打牌。刚入“庙”门，我自然与同事们一道遵循这种习惯。不过，当时吸引我的，还有从那些陈旧发黄的老期刊中读到的一些文章，这些作者是林语堂、胡适、梁实秋、徐志摩、叶灵凤等等。那年头，市面上压根儿见不到他们的作品，这些人的名字，我还是在“文革”期间从鲁迅的著作中看到的。于是，我就利用工休时间，把自己埋进书堆里，很有滋味地阅读着这些稀见文字。
起初，我整理到什么杂志就看什么杂志，茫然无序，不着边际。后来，我读过新文学版本专家姜德明和倪墨炎等人的书话，颇受启发，便理性起来。尤其是姜先生那篇《琉璃厂寻梦记》，里面的一段文字震动了我：“不知道今天的琉璃厂还能不能出现新的‘杂志大王’？还能出现精于业务、对几十年来各种期刊的来龙去脉倒背如流的人才吗？我想，在新社会更应该出现这样的人才，我默默地期待着。”我似乎觉得，在上海，姜先生的期待和寄托就承载在我肩上。因为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绝大部分杂志均诞生在上海，而我所在的库房内就堆积着成千上万种老期刊。更让人欣喜的是，当时还有很多可以讨教的各种年龄段的专家学者。
真是学无止境。1986年，我有幸拜读了朱金顺先生的《新文学资料引论》，这是一部指导人们如何收集整理新文学资料进行考证的文献学专著，也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原来，对老期刊的钻研，也可以移用清代考据学之法的。这一科学方法，使我完全有条件、有计划地利用那些唾手可得的老报纸和老期刊，并及时摘录下有价值的资料进行研究，也从此开始了在故纸堆里长达26年的钩沉和梳理。
按理说，做一个旧书鬼的职责，只需了解老期刊和旧平装书的封面已足够混口饭吃了。可是，谁让我在“读书无用论”的年月里坚信读书有用并多看了几本鲁迅先生的书呢？所以，当我有缘一头扎进故纸堆后，自然会对他所提到的人与事发生兴趣了。
（节选自作者为其《旧书鬼闲话》所写的序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