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老鬼描写内蒙古下乡插队经历的长篇小说《血色黄昏》，因直面惨烈现实的冷峻与真实而震撼文坛。随后一部描写“文革”期间学校生活的《血与铁》，同样让人感到沉重而难以释怀。
不久前老鬼推出新作《母亲杨沫》，让我们再度感受他刚劲不减，依旧真实袭人。老鬼在“前记”中表示：他写《母亲杨沫》，旨在“尽可能大胆地再现出一个真实的，并非完
美无缺的杨沫”。为读者呈现的是一段亲情泯失，母性淡薄的家庭历史写真：在“文革”的极左政治的高压之下，杨沫马建民夫妇被迫相互揭发，直取对方的政治生命；从小到大，作为母亲的杨沫对自己的几个孩子绝少呵护，而且每每在需要她“拉”一下的时候，她常常却去“推”一把。致使孩子们的成长充满了怨言，也使他们的前途平添了坎坷。
务求还原事物本有的真实，而不是一味地碑文式的美化的人物传记，让我们读后感觉老鬼与众不同的观念与文风。有评论说，《母亲杨沫》完全可以当做一份“史记”式历史档案来查阅和研读。
记者：《母亲杨沫》是你献给母亲逝世10周年的礼物。为此，你放下手中的事，写出了母亲真实而非完美的一生。你说过，说真话难，说父母的真话就更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写作当中，有没有想到放弃？
老鬼：我写这部书的念头从来没有放弃。因为我常常暗暗叮嘱自己要在母亲去世10周年的时候有所表示。这些年来，总觉得自己欠了母亲的债，没有实现她的遗愿———把一部她生前希望出的有关她的作品的评论集搞出来。所以从去年初，就放下了手中的一部书稿，开始写母亲这部书。写这部书最大的困难是里面涉及到一些家人不愿意我说的事，即所谓“家丑不可外扬”。但我想，要让人们不很快遗忘了母亲，就必须把真实的母亲写出来。就不能怕这怕那。我知道只要客观真实，自己就能站住脚,就用不着怕别人议论和指责，也不用怕别人来打官司。
书出来之后，我听到的各方反应、肯定远远多于否定，特别是知识界，都持理解和赞同的态度，终于放了心。
记者：在作品的前记当中你写到，母亲在上世纪80年代接受广东电视台采访时曾表示，晚年想写一部卢梭式的回忆录，把自己的一生尽可能大胆地写出来。你是代母亲了却了心愿吗？
老鬼：母亲的这段话，我是在一盘录像带中发现的。我觉得说得非常棒，遗憾的是她没有来得及写。我想有母亲的这段话支持我，保护我，应该大胆地把母亲的方方面面，如实地写出来。
记者：书中涉及杨沫一些日常生活态度和私生活的敏感话题，你在为读者尽可能真实还原一段历史时，除了依据母亲的一些日记、文章外，其中的度是怎么把握的？
老鬼：我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美国对公众人物有一个习惯做法，即名人通常没有隐私权。你既然当名人，享受了很多名人的好处，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牺牲掉自己的一些隐私。比如你的财产、纳税记录、婚姻状况、身体健康，有何疾病、个人嗜好等，公众都有知情权。他们的人物传记也没那么多禁区。我赞成这样的做法。人物传记不能搞成碑文式的，一味的歌功颂德，只说好不说坏。所以我在写作时，就对一些传统习惯有所顶撞，不那么循规蹈矩。至于度，就是尽量客观准确和真实，措辞适当，避免偏激。
记者：亲人们对本书有什么反应？
老鬼：很平静，没有太激烈的反应。由于角度的不同，背景的不同，亲人中的看法自然各不一样。前面说过，基本是受“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影响，反对我这么写。
记者：你的长篇小说《血色黄昏》因真实表现知青的生存状况和命运震撼文坛，现在又不回避母亲的隐私，呼唤人性、母爱和亲情的回归，再次让读者看到你为还历史真面目的气魄。可是，忠孝不能两全，你觉得自己是孝子吗？
老鬼：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孝子。不是对父母毕恭毕敬，以德报怨，左脸挨了打，还能把右脸伸过去。因此，才在“文革”中打砸抢了父母。但我渴望得到母爱，我恨母亲就是恨她给我的爱太少，给不相干的人太多。骨子里，还是很恋她，很在乎她。
记者：你在书的结尾处表示，尽管给杨沫当儿子很苦，但如果下辈子当儿子，还当她的儿子，为什么？
老鬼：
我因为有这样的母亲，没有什么依靠，只能靠自己。中学时，刻苦练块儿，练出了一个受人尊敬的体魄，全47中闻名；插队后靠写血书，成功地闯到了内蒙古大草原；10年后靠自己考回北京上了北京大学；我的书《血色黄昏》碰了很多钉子，拖了很多年，最后还是靠自己出版的……而如果生活在一个很温暖甜蜜的环境里，自己就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奋斗意识。我感谢有这么一个母亲，让我从小就沐浴了冰冷，受到了磨练，不那么娇气和狂妄，同情不幸者。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母亲晚年对我非常好，让我心满意足，所以心甘情愿下辈子再给她当儿子。记者：书出版后，许多地方的报刊都在转载，你听到读者的反应了吗？
老鬼：
不少读者对我说，看了这部书稿后，杨沫在他们心中的形象并没有轰然倒塌，相反觉得更有血有肉，真实可亲了。如新浪网上的一位读者说：老鬼的文章写得很客观，让我们看到一位优秀作家的另一面，对杨沫更加的尊敬热爱。
最后，借此机会，向广大支持理解我的读者深表感谢。赵李红
网络编辑：赵志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