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报道组责任编辑 黄维嘉
大学录取系统常常看起来很无情。校友的子女仍然具有优势，但是许多旧系统的支柱，比如对妇女和黑人有礼貌的拒绝等已经被摧毁了。“如果你来自一个不那么幸运的家庭，同样的分数则反映出你拥有更强的能力。”哈佛大学的校长Summers先生说。“因为你没有参加考前准备的课程，你的学校也没能很好地辅导你应对考试。”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向新的学生群体开放学校总体上意味着“平权”。这个项目意在纠正过去错误的排斥，它已经壮大了校园里许多妇女、黑人和拉美人的队伍。但是平权措施并不针对广大的经济不平等，而只是针对某种由特别歧视造成的不平等。
现在这开始有所改变。比如像弗吉尼亚和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学，它们不仅提高了经济支援，而且承诺将尽力接收更多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正如他们现在为少数群体和校友的子女所做的那样。
“伟大的学院和大学的目的是提供社会流动，寻找天才。”阿默斯特学院的校长AnthonyW.Marx说。“如果我们对处于教育劣势的、需要帮助的人视而不见，那么虽然看上去是在择优录取，其实却再一次制造着这些劣势。”
随着几个人口稠密的州下令禁止种族优先权，美国最高法院提议他们可能在几十年内将这些纲领立法。将来的平权措施可能会涉及经济不平等。投票一致认为，基于阶级背景的纲领比那些基于种族的纲领拥有更多的支持率。辍学的激增也引起了政策制定者们的注意。纽约州开始将大学财政与毕业率挂钩；同时更多的奖励也流向引导学生进步的大学而非那些单纯招收他们的学校。
纵观整个美国，中上层阶级统治了精英大学，所以高收入家庭的学生获得大学财政支援平均要略高于低收入学生。这些精英大学学费高昂，以至于许多高收入学生也获得奖学金。相比之下，在1990年代早期，贫困学生比富裕学生得到的资助多50%以上。
社区大学———一种两年制的教育机构，是四年制大学的旁系。大多数在社区大学注册的人都说他们计划最终要获得四年制大学的文凭，但只有少数几个能够做到。全职工作、交通、子女以及需要照料的父母占据了他们全部的时间。最近的一个全国调查显示，75%的社区大学的学生希望能够转到四年制的学校去。同时，另一个研究发现，在1990年代中期，社区大学只有17%的人得以在五年内转换。剩下的那些要么放弃，要么继续在两年制的社区大学读书。
不管有无大学文凭，Andy拥有美国人所渴求的生活———充满了家人、朋友、教堂和高尔夫的生活。他不用赶在繁忙时段去办公室，不用和移民去了其他国家的哥哥或难得见面的朋友依依不舍地谈天，当他去上班而他太太去社区大学读书时他也不用担心没人照看他的孩子。他的祖父母会照看他的儿子Lucas，就像他们以前曾照看他和他的妹妹们那样。
Andy还在一个叫“福音先生”的合唱团唱歌。其中一个成员是他的小舅子，另外一个是他的街坊。合唱团常常开一辆白色加长货车，沿山路去参加一些当地教堂的歌唱日，有时是唱和声，有时插科打诨，有时只是讨论哪里去买高尔夫器材。在教堂里，其他歌手歌唱间隙经常向听众谈论上帝、祖母和歌曲的意思，Andy极少这样做；而当他和朋友们返回到货车后，他的羞怯就褪去了。
他常常是第一个到达仓库的人，大约为早晨6点半。作为煤矿工人的孙子，Andy以上升到采购部为荣。他能够决定公司卖哪种香蕉、葡萄、洋葱和土豆，并确保它们的库存总是充足。大部分坐他这个位置的人都是大学毕业。
“我很幸运没有大学文凭就能有这份每天系领带的工作。”他说，尽管他很担心这份工作不能持续太久，就像十年前发生在他父亲Dwight身上的。由于仓库找到了更低廉的劳动力，Dwight丢掉了工作。“在许多地方，他们并不看你受过什么培训，”一个晚上，Andy坐在房子的后廊说，“他们只是想要你有个大学文凭。”
琢磨着如何去搞一个大学文凭是全国大学辍学生们所面临的窘况。看上去很多人都想有一个。在《纽约时报》的投票中，43%的大学辍学生们认为它是获得成功的基本，42%的大学毕业生和32%的中学辍学生们也这样认为。而在许多工人阶级社区，“大学小子”曾经是一种侮辱。但是一旦学生们要“休息一下”———许多人用这个词语来代替休学———理想很快就被现实所制服。家庭和工作能够让回归学校变得比当初结束学业更加困难。
从Radford休学以后，Andy在社区学校注册了兼职课程，试着工作学习两兼顾。而这只持续了一年。十年来，Andy有时考虑要不要再试一下，有时又认为这个想法太疯狂了。每隔三周的星期六他要工作，而每当土豆或苹果的供应出现问题时，他的电话总会在星期天响起。“它们无休无止，”Andy说，“从来没有太平的时候。”
为了跟儿子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Andy已经削减了他的歌唱时间。他说，如果上夜课，那么他要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的小男孩？不管怎样，兼职获得大学文凭要花上几年的时间。“我不喜欢班级，但我拥有非常大的动力回到学校。”Andy说。他认为自己能在三年里拿到本科文凭。如果最终能拿到，他就可以蔑视差异。不宁惟是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