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故事
傅国涌专栏
王芸生初入《大公报》，负责编地方新闻版，孔昭恺在《旧大公报坐科记》中回忆：“他编的地方版颇不一般，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秕政多所抨击，并以标题出之，标题有评论
色彩，他常在这类标题下加个惊叹号，以加重语气，有时随写随念叨着说：‘给它来个棒槌！’……当时河南当局对《大公报》地方新闻版最恼火，大概挨了不少王芸生的棒槌。”
当王芸生主持笔政之后，他的“棒槌”常常敲在国民党权贵头上，恼火的就不只是地方政府了。1941年12月22日，王芸生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评，巧妙地披露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一箱笼老妈与洋狗”的丑闻，还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买私人豪宅的黑幕。他说：“我们舆论界若再忍默不言，那是渎职”。此文一出，前者引发了昆明、贵州等地大学生反对孔祥熙的学潮，后者直接导致郭的下台。
1947年6月1日天未亮的时候起，《大公报》连续遭遇三件不幸：一、重庆本报八位记者曾敏之等被捕；二、本报驻广州特派员陈凡被捕；三、天津自6月1日又开始新闻检查，本报津版特受苛遇，凡属专电特稿大半检扣。6月5日，王芸生发表《逮捕记者与检查新闻》社评，“这固然是大公报的不幸，其实更是国家的不幸。”“民主政治的起码条件，是尊重人权，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并尊重舆论。……尤其是捕记者，检查新闻，显然是与保障自由尊重舆论背道而驰。”“捕学生，捕记者，演惨案，是各地治安当局太张皇了……为了国家的荣誉，也为了新闻界的职业自由，我们郑重要求政府从速恢复被捕记者的自由，取消天津的新闻检查。”
1948年7月8日，南京《新民报》被勒令停刊，王芸生挺身而出，不仅写下了《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的社评，“限制言论与发表的自由，这与保障民权的精神是不合的”。而且，又刊出了毛健吾、曹聚仁等24位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人士联名的《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为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国民党《中央日报》为此连续发表“三查王芸生”等文，污蔑、攻击他是新华社的“应声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