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观察
我以前不太抗拒华丽堆砌、回避跳跃、表面聪明的文字，但现在更喜欢文字明白、干净、利落、透彻，且意蕴深长的小说。举一个日常生活的例子来形容我这种偏爱——如果把牛肉干和猪肉干摆放在一起，我更愿意选择牛肉干，尤其是西部某省炮制的麻辣牛肉干:有韧性、有劲道、有嚼头，有粗纤维的质感与硬朗，没有肥腻感，即使放在夏天、放在赤道也
经得起“隔夜”的考验。
我举上述例子，是想说明我对那种有骨感、有沉淀能力的小说的向往，也想说明我的部分小说观——小说写作必须有一种追求内在强悍的自觉。换言之，小说的人物可以是软弱的、多维度的，但是小说作者的写作意志必须是强大的、自在的、自觉的，小说的整体意向可以是荒谬的，但小说细节必须是真实可信的，在我看来，这正是写作本身必须具备的一种精神教养与文字素质。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抽掉你的孤独就好比抽掉你的骨头。我觉得所谓骨头与孤独，就好比小说作者的写作意志。中国当代小说，不缺肥猪肉(余氏的《兄弟》倒向了肥猪肉、曹氏的《天瓢》成了肥猪肉的典范)，缺的是牛肉干，缺的是有内在强悍的小说，缺的是粗纤维的、可以长时间填满读者整个身心的小说。
本期期刊观察，我想就着我的小说理想入手，重点谈一谈两位作家的本期作品:哈金的《十年》、《纽约来的女人》、《武松难寻》(《小说界》2005年11月号)、薛忆沩的《手枪》(《花城》2005年第6期)。看了薛忆沩的小说，我相信他将是小说界的一匹黑马；而哈金，尽管已经做了很多年的黑马老大，争议仍然很大，读了他的小说，撇开中国文学的狭隘评议圈子，我倒觉得他“黑”得有理有据。
也许哈金的《等待》更让人期待，但是从他的《十年》、《纽约来的女人》、《武松难寻》来看，哈金小说有其内在的强悍与坚持。《十年》想传达的基本信息是分裂现实中的希望、失望、悲哀、怨恨，“十年”是个异常丰富、非常中国语境的语词，“十年”可以让“我”曾经认识曾经喜爱的年轻女人变得陌生，甚至让人厌恶，“以前属于那张脸的柔和与天真现在被麻木和坚硬的表情取代了，甚至她的声音都变了，像刮擦金属似的刺耳”，“十年”何止改变了小学女教师朱文丽，“十年”也改变了“我”所有的看法，“十年”过后，不可能是大团圆结局，只能是让泪水湿了“我”的眼睛，不愿看到但必须看到——《十年》面对现实之际，相当强悍。
至于《纽约来的女人》是写得更悲怆的短篇，哈金是按照生活的逻辑来写的，生活逻辑的后面却隐含着复杂的关系学——纽约与大陆的关系、中国护照与美国护照的关系、夫与妻的关系、公婆与儿媳妇的关系、金钱与情感的关系、众人与个人的关系、女人与人的关系，纽约来的女人在关系学中左冲右突，最后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中国关系学让金莉出走、归来、又消失，没有人关心来龙去脉的“她”的悲剧，却有人八卦女人的金钱与肉体，当然，关系链条上的中国“亲人”此后一直心安理得地生活于她消失后的幸福生活中，而且越过越好。把关系学植根于非理性生活“逻辑”之中，千丝万缕、盘根错节——哈金想写的，决不是中国评论家想努力归纳的根部意识、还乡意识，我愿意相信，好的小说，既可以是逍遥(超越)，也可以是拯救(介入)。他的另一个短篇《武松难寻》，既解构了“英雄”二字，又可以让读者清晰地看到“英雄”的生产过程，《武松难寻》的人造困惑因此昭然若揭。哈金的小说提示我们，我们的阅读视野应该更加开阔，文学标准只能是文学的，而非中国的、美国的、英国的……伟大的文学作品，从来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说到薛忆沩，《手枪》是一篇值得阅读多次的小说，这是一篇很难遇到的既简单又复杂的好小说，它可以带给读者多重的解读渠道:人文的、意识形态的，卡夫卡式的、罗兰·巴特式的，日常的、世俗的，你甚至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局道，你可以任意想像它，它也许是弯曲的，也可以笔直的，它可以通往未来，也可以回到过去。《手枪》篇幅虽短，但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无论是对读者的智慧还是想像力，都是一种阅读挑战。“我越来越忍受不了平静的生活了”，但事实上“我们一直很安全”，“我可不这么想。哪怕在忍受平静的生活时，我也不这么想。”想像一下，小说的这些对话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想像空间？出于对作品的喜爱与关注，我忍不住要说出该小说的一点局限:《手枪》的叙述相当平静，但我从小说的所指与能指中读出了作者的愤怒，作者一愤怒，就有可能对题材过于倚重偏爱，这无疑会损害文学本身的意义所在。
作为一个读者，我偏爱那些内在强悍、有生命感觉的作品，我欣赏那些拥有强大写作意志、非凡叙事能力的作家，现在是雷同又肥腻的小说当道，身处这样的文学年代，我庆幸我还有偏爱的能力与欲望。
胡传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