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新读
李零(学者)
张鸣是读近现代史的，和我不一样。我读古代，事儿离得远，不但光辉灿烂比较多，还有麻痹神经、消愁解闷的奇异功效。近现代，距离太近，就和昨天一样，联想太直接，
常令人有切肤之痛。读他的书，我学到很多东西，包括“历史的坏脾气”。
记得上世纪90年代，我在美国，听留学生痛说近代史，痛说现代史，云山雾罩，不知症结何在(“白毛女”的回忆录，到处都是)。后来明白了，倒也简单，无非是吃后悔药，什么都倒着读，就全都顺了。革命不如改良，改良不如保皇；皇上走了，孙中山太专制，军阀才是民主先驱；中国最好四分五裂，到处独立，重建联邦制——像人家美国一样。张鸣上来就讲军阀，我得看看，果然写得好玩。中国怎么搞民主(炮火中的民主——让我想到伊拉克)，原来就是这帮东西。还有，1958年的高校“大跃进”，那不就是咱们身边的事吗？我跟张鸣说，人大院里旧食堂，“人民大学的明天”，那幅画不久前还在(当然，那也是十多年前了)。中关村，北四环的北边，也有科学院的古迹(诗画满墙的古迹)。还有，他讲私塾，我也浮想联翩，想起我在老家当老师。我的学生，知书不多，但很达礼，干活也特别卖力。老师是村中的体面人，红白喜事，要帮着写对联，写礼账，然后可以白吃一顿，还揣点糕、馍往回走……
和他的人相比，此书已经算得上心平气和了。
史家应该心平气和。
不过，我对张鸣的注意，最初还是文笔。
他的文章，本色是东北话，我爱读。研究方言的专家说，北京话和东北话，两者有不解之缘。其实何只这些，幽默也往往相通。
张鸣的书，很多是给报章写的短文，简练精悍。和他的文章相比，我的文章偏长，句子偏短。我老根据语感截句子，句子短到不能再短(快成《诗经》了)，有时碎了点。节奏也因此快了点，好像满嘴跑舌头。长，也是我想避免的。
向张鸣同志学习。
近现代，风从海上来，南方人得风气之先，革命党人，文学家，尽是南方人。从前，我在中学里，非常崇拜五四文学，特别是诗，但怎么模仿都学不像。原因很简单，那都是南方人写的。狂飚社，很多是山西人，但写诗写小说，全是南方人的腔调。比如，高沐鸿写我父亲的小说《少年先锋》，就是这种味道。最近，网上吵，南方人说，北方有霸权，自从中国的首都搬回北京，北京和北方就牛起来；北京相声、东北小品，简直受不了；凭什么非拿北京话当普通话，还让他们趁机走私，直接把北京土话往里塞。南方人，自己的土话，上不了台面，加学普通话，已经吃亏，如果再玩北京土话，岂不更吃亏？他们宁愿向古代的普通话或世界的普通话靠拢，也绝不向北方的普通话妥协。求洋求古，扬长避短，是打败北方佬的好办法。有人说，鲁迅的文章好，日本的语言好，好就好在文绉绉，古风犹存，简直就是文言文。比如“寝具”多雅，“床上用品”多俗。也有人说，如果真是这样，那“鸡蛋”也别叫，干脆叫“玉子”算了；“书信”则称“手纸”。
李敖在电视上说，鲁迅文笔不好，比他差远了。他的话，要打点折扣，我觉得，不如是之甚也。但有些例子，确实很明显。鲁迅的文章，疙疙瘩瘩，特别是译文，他说是受了欧洲和日本语言的影响，有道理。还有个原因别忘了，他可是个绍兴人呀。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我手写我口，但口和口不一样，同是白话，南白和北白不一样。鲁迅就是住在北京，他也成不了李敖。李敖人在台湾，但东北出生，北京长大，南方人的白话，他读不惯。
从前，不懂敖学，我还以为，李敖是台湾的鲁迅。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鲁迅特别不喜欢的胡适之特别喜欢的年轻人，现在当然是老头了。
很久了，我对普通话是心安理得，时不时还掺点北京土话，或从其他地方贩来的北方土话。北京的学生腔，本来就是大杂烩，插队回来，更乱。插队前，我不喜欢带方言土语的文学，特别是老舍、赵树理的作品，城里人的感觉是，太土太土。后来回老家，一插五年，梆子听顺耳了，山西话听顺耳了，赵树理的东西，哎呀，写得真好。老舍，也越读越爱读。现在，我觉得，太普通的东西，特别没味——就像很多饭馆卖的菜，我叫“通菜”者，最没意思。狭义的普通话也是如此。若不折衷于土话，生活必有的活语言，就是死水一潭。但掺方言，我还是喜欢北方话。这就像我喜欢北方菜，胜过南方菜，特别是麻辣的川菜，道理是一点没有。这是习惯，用不着争。
普通话，我们占了便宜，已经对不起南方的同胞。再替北方话叫好，岂不是把便宜全都占了。真不好意思。他们的委屈我理解。
我不掩盖，我就是喜欢北方口味的文章，而且害怕南方的编辑给我改文章。
张鸣，从长相到语言，都是道地的东北人。但我想不到的是，他说他是浙江人，就和我是山西人一样。
图；
《历史的坏脾气》，张鸣著，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10月版，2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