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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钧管这叫颓而不废，或者高级颓，就像颜色里的高级灰。
本刊记者/曹红蓓
对于摇滚圈来说，郑钧的脸帅过了头；对于卡拉OK迷而言，他的歌又太“难听”。他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任何一个集团。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这个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西安人能在歌坛的“辉煌94”这一年乘风而去，“活”到现在，纯粹是一个小概率的幸运事件，一个个案。
出道11年来，郑钧以两三年写一张专辑的频率跟人们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其一副吊儿郎当的举止做派，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中国最早的能够通过唱片版税养活自己的歌手。这些年，他去过了《回到拉萨》里的拉萨，娶了《灰姑娘》的原型，翻唱了小时候妈妈和姥姥教他唱过的歌，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愿望。现在的他还在写歌，在2005年12月3日的《温暖呐喊》个人演唱会后，又将开始制作一张全新的创作专辑。
郑钧的歌总是懒洋洋赖唧唧的样子，但是爆发起来又有一股狠劲，温情和粗野漫无条理地勾兑在一起。
颓是颓，但什么都不耽误。郑钧管这叫颓而不废，或者高级颓，就像颜色里的高级灰。
11月17日，对郑钧的采访在北京东部一个饭店的大堂里进行。郑钧感冒了，一直不停地说“对不起”，然后大打喷嚏，但是没有表现出一丝传说中的傲慢和不耐烦，态度堪称和蔼可亲。
“需要治疗颈椎病的话可以去我的演唱会”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没在北京开过演唱会？
郑钧：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其实五六年前就打算开了，在首都体育馆，但因为与合作方的理念不同没能做成。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公司，这次演唱会的整体思路是以我为主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1994年出的第一张唱片里，《赤裸裸》、《灰姑娘》、《回到拉萨》、《极乐世界》等后来都成了卡拉OK的热门曲，1997年第二张专辑，《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路漫漫》等影响也比较大，到现在出了4张原创专辑。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每一张唱片中歌曲的传唱度似乎越来越小了，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郑钧：从1999年出第三张开始，就基本不做宣传了。但这几张的销量其实和前面的专辑差不多。而且，传唱度只是一个方面，至少我的每张唱片里都有几首能留下来的作品，像第三张里的《怒放》、《幸福的子弹》……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后来不做宣传了，觉得名气已经足够大了吗？
郑钧：不，开始讨厌宣传了。
中国新闻周刊：问题是，如果没有30首左右高传唱度的歌垫底的话，做一个演唱会是不是会存在歌源的问题？
郑钧：这次我会在演唱会上唱二十六七首歌。有一部分肯定是全场卡拉OK，还有一部分就是让你听的，让你一边听一边甩脑袋的那种。所以需要治疗颈椎病的话可以去我的演唱会。(说这话的时候，郑钧仰头笑得很灿烂。)
“8岁的时候我就已经老了”
中国新闻周刊：成名前后心态有什么变化吗？
郑钧：没什么变化。对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来说，吃饱了还是饿着不是特别重要。毕加索和梵高都是伟大的创作者，前者是饱的，后者是饿的。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你是因为艺术而饱着，但是假如你因为艺术而长时间地饿着，你还会坚持搞艺术吗？
郑钧：我会放弃。
中国新闻周刊：1997年出《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时候，你30岁，你唱“如果我哭了，可能是我老了”，你感觉自己的心态从那时起就老了吗？
郑钧：你误读我了。我不是从那时候老的，8岁的时候我就已经老了。当我看着我爸爸的尸体，开始想人为什么要活着的问题，然后觉得自己一下子就老了。这种心态一直持续至今。
从那以后，我就像一列一直往前开着的火车，而我经过的种种社会经历，具体的事件，就像车两边的风景，只是从旁掠过，它们根本影响不了我的轨道，我的内心世界。
中国新闻周刊：1999年出第三张唱片的时候，你唱“尽快离开这地方”。就在前几天，准备演唱会期间，听说你又想实施逃跑，结果未遂，经常想逃跑吗？
郑钧：不是想逃跑，而是在逃跑。从小我就在逃，考大学我非要到南方，是一种逃，大四时想去美国，也是逃。后来我还是经常逃，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生活逃到另一种生活。但每次逃跑的下场都是被找到，因为我憋不住会打电话给老妈。让老妈十天二十天不知道我的下落，我可受不了。
中国新闻周刊：既然你的心态都那么老了，还用得着总玩逃跑吗？
郑钧：所谓“逃跑”是为了寻找自由。这和老不老无关，而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心灵对自由的依赖程度。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同时是一个享乐主义者”
中国新闻周刊：照片上的你常常是斜昂着头，一副白眼看鸡虫的样子。你说自己是一个没落贵族，你的天生优越感从何而来？
郑钧：“没落贵族”是别人愿意那么叫我，我自己没说过。我也从没有任何优越感。我爷爷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外公是早年留日的，如果是解放前，说不定还有一点意义，但我出生那会儿是我家最惨的时候。
实际上我小时候自卑之极，因为做什么都不被肯定。我有一个处处比我优秀的严厉的哥哥。我都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了，有一次正在家里和人聊天，我哥从学校回来，行李往地上一扔，就叫我把成绩单拿来，一看考80分，上去就给我俩大嘴巴：“比猪还笨，考80分还敢在这聊天！”和我聊天的人直接就吓跑了。我上了普通高中后，我哥对我说：“你这辈子算完了，你就是个垃圾！”
我的自信完全是到杭州上大学以后才开始获得的。上大学的第一个月，我就被选为新生联欢会的主持人，后来当学生干部，还险些入了党。
到了杭州，我才发现生活原来还有阳光的一面，没事在西湖上泛个扁舟挺好，在西安我就觉得步履沉重。现在我最喜欢的是北京。北京很嬉皮，身家上亿的人有可能平时就穿个拖鞋、老头衫什么的。我喜欢嬉皮。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原产的嬉皮后来大都成了社会的中流砥柱。你现在开酒吧、开公司、弄农场，是不是也要向这个方向发展？
郑钧：我是多重的，嬉皮是其中一重。我做事从来不管别人是不是喜欢，我既不关心所谓的艺术家怎么说我，也不关心那些恶俗的人怎么说我。生命是我自己的，我想怎么安顿就怎么安顿，只要我不危害别人就行了。
有一次我在深圳一个酒吧里，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跑上来问我是不是郑钧，我承认了以后，她跟我说，“我喜欢了你好多年了，你是我惟一热爱的歌手。可是，你今天怎么会出现在这儿？”我知道她是希望我能一直虚无飘渺地生活在遥远的世界里。我告诉她，“这有什么奇怪的。都是人啊，谁不吃粮食？谁不拉屎？”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个享乐主义者，艺术并不妨碍我享受生活。我想在酒吧和朋友混的时候我就在酒吧，我想到农场吊床上躺着的时候就去农场，我想到山里闭关写歌的时候我就上山。生活就是一次次的选择构成的，我每一次选择都是孤注一掷，所以死而无憾。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你的人生将是个悲剧？
郑钧：总起来说，每个人的人生都不是喜剧，但有一种人的人生可能不是悲剧，那就是有坚定信仰的人。而我不是。
中国新闻周刊：你标榜自己颓而不废，在你看来，颓而不废和颓废的区别是什么？
郑钧：彻底地颓废必须先彻底地绝望，但我还是讴歌希望的，所以我颓而不废。
中国新闻周刊：今天的你给人的感觉很温暖，这和你歌里的，还有公众印象中的颓似乎完全不一样。不得不说，你今天的表现太像一个上进青年了，你觉得这反常吗？
郑钧：不反常。今天这样的表现就是我的常态。其实我平常是努力让自己做一名上进青年的。颓是一种抵抗的方式，也是对命运的尊重，因为生命的色彩，本来是悲的。(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