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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专访郑钧:8岁的时候我就已经老了

http://ent.sina.com.cn 2005年11月28日13:29 中国新闻网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并注明摘自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周刊》。)

  郑钧管这叫颓而不废,或者高级颓,就像颜色里的高级灰。

  本刊记者/曹红蓓

  对于摇滚圈来说,郑钧的脸帅过了头;对于卡拉OK迷而言,他的歌又太“难听”。他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任何一个集团。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这个说得一口流利英语的西安人能在歌坛的“辉煌94”这一年乘风而去,“活”到现在,纯粹是一个小概率的幸运事件,一个个案。

  出道11年来,郑钧以两三年写一张专辑的频率跟人们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联系。其一副吊儿郎当的举止做派,并没有妨碍他成为中国最早的能够通过唱片版税养活自己的歌手。这些年,他去过了《回到拉萨》里的拉萨,娶了《灰姑娘》的原型,翻唱了小时候妈妈和姥姥教他唱过的歌,实现了一个又一个愿望。现在的他还在写歌,在2005年12月3日的《温暖呐喊》个人演唱会后,又将开始制作一张全新的创作专辑。

  郑钧的歌总是懒洋洋赖唧唧的样子,但是爆发起来又有一股狠劲,温情和粗野漫无条理地勾兑在一起。

  颓是颓,但什么都不耽误。郑钧管这叫颓而不废,或者高级颓,就像颜色里的高级灰。

  11月17日,对郑钧的采访在北京东部一个饭店的大堂里进行。郑钧感冒了,一直不停地说“对不起”,然后大打喷嚏,但是没有表现出一丝传说中的傲慢和不耐烦,态度堪称和蔼可亲。

  “需要治疗颈椎病的话可以去我的演唱会”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没在北京开过演唱会?

  郑钧:我是个完美主义者。其实五六年前就打算开了,在首都体育馆,但因为与合作方的理念不同没能做成。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公司,这次演唱会的整体思路是以我为主的。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1994年出的第一张唱片里,《赤裸裸》、《灰姑娘》、《回到拉萨》、《极乐世界》等后来都成了卡拉OK的热门曲,1997年第二张专辑,《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路漫漫》等影响也比较大,到现在出了4张原创专辑。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每一张唱片中歌曲的传唱度似乎越来越小了,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郑钧:从1999年出第三张开始,就基本不做宣传了。但这几张的销量其实和前面的专辑差不多。而且,传唱度只是一个方面,至少我的每张唱片里都有几首能留下来的作品,像第三张里的《怒放》、《幸福的子弹》……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后来不做宣传了,觉得名气已经足够大了吗?

  郑钧:不,开始讨厌宣传了。

  中国新闻周刊:问题是,如果没有30首左右高传唱度的歌垫底的话,做一个演唱会是不是会存在歌源的问题?

  郑钧:这次我会在演唱会上唱二十六七首歌。有一部分肯定是全场卡拉OK,还有一部分就是让你听的,让你一边听一边甩脑袋的那种。所以需要治疗颈椎病的话可以去我的演唱会。(说这话的时候,郑钧仰头笑得很灿烂。)

  “8岁的时候我就已经老了”

  中国新闻周刊:成名前后心态有什么变化吗?

  郑钧:没什么变化。对一个艺术家的创作来说,吃饱了还是饿着不是特别重要。毕加索和梵高都是伟大的创作者,前者是饱的,后者是饿的。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你是因为艺术而饱着,但是假如你因为艺术而长时间地饿着,你还会坚持搞艺术吗?

  郑钧:我会放弃。

  中国新闻周刊:1997年出《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的时候,你30岁,你唱“如果我哭了,可能是我老了”,你感觉自己的心态从那时起就老了吗?

  郑钧:你误读我了。我不是从那时候老的,8岁的时候我就已经老了。当我看着我爸爸的尸体,开始想人为什么要活着的问题,然后觉得自己一下子就老了。这种心态一直持续至今。

  从那以后,我就像一列一直往前开着的火车,而我经过的种种社会经历,具体的事件,就像车两边的风景,只是从旁掠过,它们根本影响不了我的轨道,我的内心世界。

  中国新闻周刊:1999年出第三张唱片的时候,你唱“尽快离开这地方”。就在前几天,准备演唱会期间,听说你又想实施逃跑,结果未遂,经常想逃跑吗?

  郑钧:不是想逃跑,而是在逃跑。从小我就在逃,考大学我非要到南方,是一种逃,大四时想去美国,也是逃。后来我还是经常逃,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从一种生活逃到另一种生活。但每次逃跑的下场都是被找到,因为我憋不住会打电话给老妈。让老妈十天二十天不知道我的下落,我可受不了。

  中国新闻周刊:既然你的心态都那么老了,还用得着总玩逃跑吗?

  郑钧:所谓“逃跑”是为了寻找自由。这和老不老无关,而是取决于每个人的心灵对自由的依赖程度。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同时是一个享乐主义者”

  中国新闻周刊:照片上的你常常是斜昂着头,一副白眼看鸡虫的样子。你说自己是一个没落贵族,你的天生优越感从何而来?

  郑钧:“没落贵族”是别人愿意那么叫我,我自己没说过。我也从没有任何优越感。我爷爷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外公是早年留日的,如果是解放前,说不定还有一点意义,但我出生那会儿是我家最惨的时候。

  实际上我小时候自卑之极,因为做什么都不被肯定。我有一个处处比我优秀的严厉的哥哥。我都是十几岁的中学生了,有一次正在家里和人聊天,我哥从学校回来,行李往地上一扔,就叫我把成绩单拿来,一看考80分,上去就给我俩大嘴巴:“比猪还笨,考80分还敢在这聊天!”和我聊天的人直接就吓跑了。我上了普通高中后,我哥对我说:“你这辈子算完了,你就是个垃圾!”

  我的自信完全是到杭州上大学以后才开始获得的。上大学的第一个月,我就被选为新生联欢会的主持人,后来当学生干部,还险些入了党。

  到了杭州,我才发现生活原来还有阳光的一面,没事在西湖上泛个扁舟挺好,在西安我就觉得步履沉重。现在我最喜欢的是北京。北京很嬉皮,身家上亿的人有可能平时就穿个拖鞋、老头衫什么的。我喜欢嬉皮。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原产的嬉皮后来大都成了社会的中流砥柱。你现在开酒吧、开公司、弄农场,是不是也要向这个方向发展?

  郑钧:我是多重的,嬉皮是其中一重。我做事从来不管别人是不是喜欢,我既不关心所谓的艺术家怎么说我,也不关心那些恶俗的人怎么说我。生命是我自己的,我想怎么安顿就怎么安顿,只要我不危害别人就行了。

  有一次我在深圳一个酒吧里,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跑上来问我是不是郑钧,我承认了以后,她跟我说,“我喜欢了你好多年了,你是我惟一热爱的歌手。可是,你今天怎么会出现在这儿?”我知道她是希望我能一直虚无飘渺地生活在遥远的世界里。我告诉她,“这有什么奇怪的。都是人啊,谁不吃粮食?谁不拉屎?”

  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同时还是一个享乐主义者,艺术并不妨碍我享受生活。我想在酒吧和朋友混的时候我就在酒吧,我想到农场吊床上躺着的时候就去农场,我想到山里闭关写歌的时候我就上山。生活就是一次次的选择构成的,我每一次选择都是孤注一掷,所以死而无憾。

  中国新闻周刊:你说过你的人生将是个悲剧?

  郑钧:总起来说,每个人的人生都不是喜剧,但有一种人的人生可能不是悲剧,那就是有坚定信仰的人。而我不是。

  中国新闻周刊:你标榜自己颓而不废,在你看来,颓而不废和颓废的区别是什么?

  郑钧:彻底地颓废必须先彻底地绝望,但我还是讴歌希望的,所以我颓而不废。

  中国新闻周刊:今天的你给人的感觉很温暖,这和你歌里的,还有公众印象中的颓似乎完全不一样。不得不说,你今天的表现太像一个上进青年了,你觉得这反常吗?

  郑钧:不反常。今天这样的表现就是我的常态。其实我平常是努力让自己做一名上进青年的。颓是一种抵抗的方式,也是对命运的尊重,因为生命的色彩,本来是悲的。(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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