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故事
傅国涌专栏
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日本人办的《顺天时报》也登载了有关“李大钊身后萧条”等新闻，却有一篇冷嘲热讽的短评：
“李大钊是一般人称之为学者的，他的道德如何姑且不论，能被人称为学者，那么他的文章他的思想当然与庸俗不同，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终身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绝命于绞首台上，还担了许多的罪名，有何值得。
“……奉劝同胞，在此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苟全性命的好，不要再轻举妄动吧！”
周作人为此写下《日本人的好意》一文予以驳斥：“你看，这思想是何等荒谬，文章是何等不通。……照我们的观察说来，日本民族是素来不大喜欢苟全性命的，即如近代的明治维新就是一个明证。……日本人轻视生死，而独来教诲中国人苟全性命，这不能不说别有用心，显系一种奴化的宣传。我并不希望日本人来中国宣传轻生重死，更不赞成鼓吹苟全性命，总之这些他都不应该管，日本人不妨用他本国的文字去发表谬论或非谬论，但决用不着他们用汉文写出来教诲我们。”对于日本人文章中“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之语，他更是直接斥之为胡说八道。
周作人和李大钊是北大的同事，《新青年》的同仁，他们的政治信仰虽然完全不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的情义。在李大钊被军阀杀害的白色恐怖中，他不仅冒险保存了李大钊的文稿(曾多次与上海群众图书公司的曹聚仁联系《守常全集》出版事宜)，而且对李大钊的遗属进行了长期的照护。
1927年4月7日李大钊被捕，28日遇害。这段时期他的儿子李葆华在周作人家住了一个多月，然后在周作人和沈尹默的帮助下化名杨震到日本留学。1933年4月15日，周作人还积极参与了北大师生和李大钊生前友好发起的公葬募捐活动(发起人名单和捐款人名单中都有他的名字)。李夫人逝世后，周作人和蒋梦麟、张申府等人曾专门商讨李大钊子女的教养问题，可谓至仁至义。甚至在日本人占领北京时期，他也没有停止对李家遗孤的关怀与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