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读中国历史，无意地发现一个小规律：有太多的朝代兴于“西”或“北”，而衰于“东”或“南”。也就是说，什么朝代一经东迁、南迁，就往往意味着衰落或灭亡。
举例说：西周变成了东周，西汉变成了东汉，西晋变成了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朝变成了南朝，唐朝变成了南唐，北宋变成了南宋，明朝变成了南明等等，大都意味着寿数已尽，濒于灭亡或已经灭亡。虽然会涌现出许多救国志士或殉国英雄，虽然诞生出许多大有才
气的诗人、词人和流传千古的佳作，但又恰恰是无力回天的征兆。
深层的根源是什么呢?我看至少包括这样的原因：一个朝代的统治者，一经由西迁到东，由北迁到南，都有逃跑之意。而逃跑成功之后，往往又安于在那里搞享乐。
南朝的末代皇帝陈叔宝(陈后主)，和南唐的末代皇帝李煜(李后主)，除了在亡国前夕仍醉于享乐之外，又都是搞文艺的大师级人物。前者自己作曲、自己导演并亲自参与演奏了著名舞曲《春江花月夜》(诗是后人写的)。后者写出了“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美词佳句。
在“西”和“北”开国立朝的皇帝，大都有能征善战的一面。传了若干代之后，一代比一代缺少雄风，一代比一代安于享乐，于是也就难免东逃南窜的命运。与此同时，“东”和“南”对“西”和“北”的同化力也是很大的，因为前者毕竟富庶些，除了能向衰败的统治者提供物质基础和享乐之外，还可能用带有纤柔意味的文学浸润中国文学史。
鲁迅曾在《帮闲与扯淡》一文中，将中国的皇帝分成三种：雄主、雅主、庸主。雄主致力于治国；雅主虽然治国无术但在弄文上可能有才；庸主、昏主则干嘛嘛不成，惟溺于荒淫享乐。正所谓：“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中华民族是个大家庭，地域辽阔广大，在许多方面没有东西南北之别。不过在文学艺术上还是要看到总体风格上的差异，“北风”和“南风”毕竟有不同处。典型的例子是：《敕勒歌》、《木兰词》以及三曹的诗当时只能出现在北方；《孔雀东南飞》和陶渊明的采菊之趣、王羲之的书法之才也只能产生在南方。两者各有各的长处，但关键是扬其长处，避其短处。
看相的人也将“南人北相”或“北人南相”视为“贵相”。贵在哪里呢?用句哲学术语来说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北人的粗犷阳刚之气，和南人的纤细缜密之风应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切勿固步自封，顾影自怜。尤其不能走向另一种极端：只陶醉于“南人”式的小男人或小女人，只欣赏“北人”式的野男人或野女人。
随着时代的进步，地域性格也在相互融会，但总体民风的变异，毕竟服从于社会重心的转移。在以政治功利为主要功利的年代，北式风情如处处谈政治、家家谈政治、人人谈政治的风气颇浓。那时，北人对南人往往缺乏尊重感。而社会转向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南人的优势就特殊地显示出来。无论他们一贯性的经济意识还是他们带有抢先性的操作能力，都一时间成了北人的艳羡对象。但我仍是希望“南风”与“北风”真的共融一体，将中国的各项事业共同做大。任何地域性的偏见都无益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