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心世界的警觉
《尴尬风流》提醒我们，当代小说的困境之一，就在于作家把小说写得太像小说了
谢有顺
(文学批评家)
后退也是一种革命
它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赓续上了中国小说的古老传统:一是它使小说重新在“生活世界”和“人心世界”里扎根，二是它使小说再一次具有了“文章”的从容。
近读中国小说，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觉得作家们普遍把小说写得太紧张了。叙事缺乏耐心，写人记事也不放松，过分强调故事和冲突，反而失了写作的平常心；小说虽然写得好看，但没有味道。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中国作家越来越受西方语言哲学和形式主义美学的影响，写作的技术日益成熟，可写作所要通达的人心世界却越来越荒凉——小说如果只是故事的奴隶，而不能有效地解释人心世界的秘密，小说存在的价值也就变得非常可疑了。
面对今天这样的困局，有必要重新考虑小说演进的方向。之前，向西方学习一直是文学革命的强力诉求，如今，是否有人想过，真正的革命也可能是一种后退？——后退到中国灿烂的小说传统中寻找资源，后退到那个古老的人心世界里省察自身。现在看来，这是完全可能的。王蒙先生的长篇新作《尴尬风流》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成功范例。
《尴尬风流》的主人公叫“老王”，整部小说的三百多个小故事，都和“老王”有关。这个“老王”，和作者王蒙自己有某种神似之处。但是，如果由此就以为这部小说是王蒙的人生自述、是他对生活的自我招供，那就未免失之简单了。王蒙不过是通过“老王”的眼光打量世界，从而说出自己对世界、对人心的种种犹疑、困惑、矛盾、释然、心领神会。这是一本提出问题、但不出示答案的书，它像随笔，可观察世界的方式，完全是小说的；它呈现生活的散乱状态，同时不忘告诉我们，生活存在着无穷的可能，它并没有一个整齐、一致的答案等待我们去认领。因此，王蒙在《尴尬风流》里创造了一种新的说话方式，他在超然的口吻下，掩饰不了自己对生活的热爱。由爱，产生好奇，由好奇，产生无数纷乱的思绪，这就构成了现在这部《尴尬风流》。它名为长篇小说，其实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也没有激烈的命运冲突，它只是一些片断，一些意味深长的片断。有人说，这是王蒙对小说结构独运的匠心，它并非是想模仿生活的无序流动，而是想借此表达“老王”之“心”也是非线性的，是延展的、卷曲的、循环的——不是向着一个目标、一个终极前进的。小说重在表明中国人之“心”，并未死灭。
——我完全同意，并据此认为，王蒙的这一努力，对中国小说如何走出现有的困局有着重要的意义。它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赓续上了中国小说的古老传统:一是它使小说重新在“生活世界”和“人心世界”里扎根，二是它使小说再一次具有了“文章”的从容。
文学是人心的呢喃
立于“生活世界”这一坚实的地基上，写作才能扎根，灵魂才能落实。
“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是思想家胡塞尔在其晚年的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现象学》一书中着重提出的。“生活”是人存在的基本场域。人类一切的文化创造、意义建构、精神表达，其基础材料均来源于“生活世界”——立于“生活世界”这一坚实的地基上，写作才能扎根，灵魂才能落实。中国当代文学，有一段时间，极为蔑视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以为文学的关注点只应是远方的、宏大的，以为那些日常的琐事，是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的，这其实是对文学最大的误解。文学在经验的层面上说，肯定是具体的、世俗的；即便是文学的感情，也以能够返回人世为最动人。正因为如此，王国维才说《红楼梦》写的是“通常之人情”，鲁迅才把《红楼梦》称之为“清代之人情小说的顶峰”——以优美的人情写天道人心，这是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而人情就在世俗之中，天道也隐于日常生活里面。
另外，文学中的“生活世界”，还应与“人心世界”对接。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后，中国文学是越写越实了，都往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上靠，顺应每一个时代的潮流，参与每一次现实的变动，结果是把文学写死了——缺乏一个比这更高的灵魂视点，无法实现超越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之上的精神关怀，无法在人心世界里建构起丰富的精神维度。所以，文学写作必须关怀人心世界，张扬灵魂叙事。正如王国维赞李后主的词“不失其赤子之心”，叶嘉莹评李后主的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说他一语直指宇宙之心，都是些很精到的理解。
中国智慧的感性表达
王蒙笔下的“好玩”，之所以能成为一种人生态度，这跟他的写作联于中国式的人情、中国式的智慧密切相关。
文学是灵魂的叙事，人心的呢喃，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根本指向。中国文学素来看重对生活中的人心世界的解析，所以钱穆才说中国的宗教其实是一种“人心教”，这和西方人看不起人心、鄙视世道，只向往彼岸世界的人生观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在《尴尬风流》那貌似随意的片断中，其实处处可以看到中国生活中的人心万象。“老王”是这个“生活世界”的参与者、体验者，也是这一“人心世界”的观察者和发现者。有人说“老王”是一个精神上、思想上的智者，同时又是一个生活上、人情上的弱智，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一个人在某些方面的智慧短路，有时反而能为他敞开另一个世界图景，所以，王船山才说，庶民是“至愚”，又是“至神”。
《尴尬风流》中的“老王”，就是这样一个集“至愚”和“至神”于一身的人。他看起来达观，其实经常着急；他智慧，却不断犯错；他认真执着，也自省自嘲；他认为外孙女的天真稚语，本身就是“解构主义”；他为躲避贸然来访的亲戚借口出门，却发现是大雾弥天，不宜散步；他为了写回忆录而买电脑，电脑买回来却开始忙活电脑，不再写回忆录……都是一些生活琐事，但王蒙有一种能力，使这些琐事和片断通达灵魂，直抵人心，这是一种境界，一种从容、潇洒、睿智、大方的话语风度。
胡兰成曾说，“新的境界的文学，是虽对于恶人恶事亦是不失好玩之心”，这话令人叹服。《尴尬风流》是抵达了这一境界的。“老王”的“至愚”和“至神”，如果没有“好玩之心”来使之运转，恐怕他就无法从生活的小事中发现大智慧，也无法对生活中的诸多错位和荒谬发出会心一笑。而王蒙笔下的“好玩”，之所以能成为一种人生态度，这跟他的写作联于中国式的人情、中国式的智慧密切相关。比如，在“赢家”这则故事里，说到老王和小孙子下棋时，他为心疼孙子，处处让着孙子，让孙子成为常胜将军。“十五年以后，孙子还要跟爷爷下象棋，好心的爷爷还是以当年的心情，时时注意让着孙子一点，该支士的时候偏偏飞象，该跳马的时候偏偏拱卒。但不论爷爷怎样想方设法输给孙子，最后还是回回赢棋。”于是，“老王的眼睛湿润了。”——这就是中国式的、儒家的人情。孔子在《论语》中说“仁”之根本在于“孝悌”，而《孟子》中也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孝悌”无疑是中国式人情的核心。又如，在“记性”这则故事里，说到老王发现自己的记性愈来愈差了。一开始他很着急，后来他很悲哀，又过了一段，他忽然恍然大悟:
有记忆就有忘记，没有忘记，谁受得了？忘记是背叛？什么不该记的都记住就不背叛啦？更麻烦！记忆没有选择怎么行？记忆应该有利于身心健康，学习进步，积极向上，这是起码的！记性不好了，这岂不更好？去他妈的吧，不该记的事全忘了，不想搭理的人全忘了，不想参加的活动全忘了，不想废话的事儿全忘了，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自动消磁，自我保护，自动删除，保证内存有效空间，上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去？
——这就是中国式的、道家的智慧。按照哲学家牟宗三先生的研究，道家的智慧就是“忘”的智慧。如《庄子》所说，“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鱼在江湖大海里可以相忘，你不要照顾我，我也不要照顾你。人相忘于道术，人在有道术的时代，人才能够相忘。我们在一个没有道术的时代，所以大家都不能相忘，都找麻烦，我给你麻烦，你给我麻烦。敌对是麻烦，有时候照顾也是麻烦。这就需要相忘，相忘是一种很高的智慧。《道德经》也说，“忘其身而身存”，大家都想自己能保存得住，你如何使自己保存得住呢？最好是把你自己忘掉。王蒙在“记性”中的感慨和老庄的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小说该有“文章”的从容
《尴尬风流》又可称为是文章小说，它因为从容而显得潇洒、透脱，因为传统反而变得另类。
事实上，《尴尬风流》中的绝大多数片断，写的都是中国的人事、人情，通向的也是中国的智慧和人心——而老王的“心”，正是绵延于中国社会几千年之“本心”，以它为镜像，可谓生动地映照出了中国生活中那些基本的、不变的精神血脉。
我尤其欣赏王蒙在老王身上所贯注的那种尽力、达观、郑重的人生哲学，这为今天这个浮躁、浅薄、游戏的时代如何才能重新接续上中国文化中的核心精神，开辟出了一条细小的路径——尽力生活、郑重地看待生活，便是生活的最高境界。梁漱溟说，中国人常常有逐求、厌离、郑重这三种人生态度，若能经“逐求”和“厌离”，再跨入“郑重”，即为人生之化境。“我之所谓郑重，实即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郑重即是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如儿童之能将生活放在当下，无前无后，一心一意，绝不知道回头反看，一味听从于生命之自然的发挥……”从《尴尬风流》中可以看出，老王有“好玩之心”，但也是一个尽力和郑重之人。好玩加郑重，就能成就一颗智慧的童心，就能自由地运转生命、安顿生命、发挥生命。
这颗郑重的童心，其实也是一颗闲心——《尴尬风流》就是由这闲心而致的闲笔所成。三百多个小故事，都是些闲散的生活笔记，这些闲心、闲笔，使《尴尬风流》看起来不像长篇小说，而更像是一篇篇“文章”。我以为，这种“文章”传统的恢复，恰恰是得了中国小说的神髓的。中国小说的叙事精神，从来不是只跟着情节走的，它在制造故事的同时，往往也把小说叙事当作“文章”来经营。比如，《水浒传》第二十五回，写潘金莲毒死武大郎，这么凶险、狠毒的场面，可作者仍然不忘来一句“看官听说”:“原来但凡世上妇人哭，有三样哭:有泪有声谓之哭；有泪无声谓之泣；无泪有声谓之号。当下那妇人干号了半夜。”——这就是写“文章”时才有的闲笔，这就是一个小说家的从容。中国古典小说中常常穿插诗词歌赋，甚至故意将故事情节停下来，大写一个人的穿着或者一桌酒菜的丰盛，其实就是为了缓解小说本身的紧张，使小说因为具有了“文章”的味道，而变得从容、沉着——这是中国小说独特的叙事艺术，在今天，它差不多就要失传了；而《尴尬风流》的出现，再次提醒我们，中国当代小说的困境之一，就在于许多作家把小说写得太像小说了。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很多作家在小说中不断地加快叙事节奏，编造曲折情节，几十万字的小说写下来，没有一处是体现作者的闲心和闲笔的，也毫无“文章”该有的那种从容、潇洒的风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缺憾。从这个意义上说，《尴尬风流》又可称为是文章小说，它因为从容而显得潇洒、透脱，因为传统反而变得另类。
因此，《尴尬风流》是真正的中国话语，老王之“心”也是道地的中国心。读它，不仅是在读小说，更是在读王蒙这个人。
图:
《尴尬风流》王蒙著，作家出版社2005年11月版，39.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