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书识小
乔纳森
我记得，有位朋友读了《言论自由的反讽》一书的中译本后发表过感想，他说:书是好书，但在我们这里读就未免有点“反讽”的意味了。老实说，我并不很赞同这种思想方式
，这种特殊类型的“中国例外论”。不过，不同的理论适用于不同的思想层次与社会现实，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真要画出理论的适用范围，绝非轻而易举。
不得不承认，在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产生广泛影响之后，在德里达强调了翻译的“不可能性”之后，还一门心思要对翻译细节的对与错下判断——这，如果不是太蒙昧的话，那就一定是太大胆了。我何苦要当这“瓷器店里的公牛”？实际上，我的声辩可以很简单:在用不上量子理论的空间里，请允许我用牛顿力学解决一点实际问题。当我说王道乾先生眼花了，将杜拉斯《物质生活》里的一句“L‘heterosexualiteestdangereuse”译成“同性恋是危险的”，而实际上人家说的是“异性恋是危险的”时，我所希望的，仅仅是不会有人站出来用解构主义翻译理论来反驳我。在常识和字典能判定是非的时候，我希望理论得到短暂的休息。
问题在于，我们真的能那么笃定地说，在某一问题上，我们大可以不必劳动量子理论，而只须借助牛顿力学吗？对此，我从未乐观过；我所能做的，可能只是不断收缩自己的地盘，以确保圈内留待解决的诸多问题都还适用于牛顿三大定律。可是，要画出边界线总是难的。
1983年3月，保罗·德曼在康乃尔大学对瓦尔特·本雅明的名篇《翻译者的任务》进行剖析时，曾很不客气地指出该文的法译本译者、巴黎大学著名哲学教授冈迪拉克的翻译错误。那么，冈迪拉克的错误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呢？其实，跟将“异性恋”译成“同性恋”的王道乾很像，他是把schlechthin(可译的)译成了intraduisible(不可译的)。碰巧，德里达在巴黎专门就本雅明《翻译者的任务》这篇文字开过一次讲座，在讲座上用的恰恰就是冈迪拉克的法译本。德里达本人的德文水平相当高，这是不用怀疑的，但在讲座的过程中他却一直在依据冈迪拉克版本的“不可译的”、“不可译性”进行解读，直到听众中有人指出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可译的”。
这个说起来多少有些喜剧性的场面，其实并不像初看上去那么简单。假如说指出“不可译的”为错误算是翻译批评者的一次胜利的话，那么，保罗·德曼在文章后半部分像数落小学生一样地指责法译本译者冈迪拉克和英译本译者哈里·佐恩，说他们“似乎对本雅明在讲什么一点概念也没有”，就可能踏出他的边界了。至少，在一部分论者看来，德曼接下来提到的那些所谓“错误”其实并不能算错误，而他自己对本雅明文本的理解也只好说是一家之言(参艾德温·根茨勒《当代翻译理论》第二版修订本，英文原著第172－174页)。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翻译批评者，也许首要任务就是控制自己德曼式的义愤，在评判对错时更加审慎——虽然我也很清楚，自己是“心向往之”，但八成做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