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场候机室，有一对年轻夫妇购买了刘心武的《红楼望月》一书，在简单翻阅之后，妻子恍然大悟地说:“哦，原来贾府讲的是宫廷斗争啊！现在我才看出来。”
今年，这种情形并不鲜见。本是书架上作为“古代文学批评研究”的红学书籍已经开始出现在畅销书架上，出现在盗版书商手中，出现在地摊上。在书店里，单是周汝昌关于《红楼梦》的书籍就超过了十种，而种种谈论《红楼梦》的书，光是这两年出的，已经可以
摆满一面墙。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及各地电视台、广播频频邀请红学家上各种读书或访谈节目，媒体也对此报之以极大的热情。记者的母亲也曾专门打来电话，欣喜地说:“看了这么久《红楼梦》，现在听红学专家刘心武说了，才搞清楚，秦可卿是以前太子的女儿。”
除了专家以外，民间对《红楼梦》的热爱也可用“匪夷所思”来形容。《误读红楼》的作者闫红，曾在“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中发表的一些文章，跟帖常多达四五百个，点击率经常过数万，主要是对《红楼》梦怀有热爱的人。其中也有一些走向专业研究的读者，例如陈林，他通过充分的论证，发出了惊人之语:《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的父亲！而刘心武这个资深“票友”，更是把大众以及学界之间的争论，变成了一场“群殴”事件。
但是不论观点如何，今年红学反常地热闹，既是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更暴露出了红学界深刻存在的危机:学术的失范，活力的不足。刘心武也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组，近几年来一直在邀请红学方面的专家去录制节目，为什么只有我的影响比较大？胡文彬认为当今红学是虚假繁荣，那么，应是‘红学界’来负责，而不是我这个票友。”
青年学者王晓渔明确地说:“刘心武像写侦探小说一样，当然许多人喜欢看了。不是说刘心武多好，而是正统的红学研究太烂。学术研究本来应该开发和激活《红楼梦》的，现在的红学研究却在埋葬《红楼梦》。”红学消耗了社会这么多资源，写不出来几篇有价值的东西，加起来还不如一个在家里“猜谜”的人能触动人心。这是不是应该自己反省一下呢？
红楼梦学会成立至今已经二十多年了，红学成为一门学问，也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然而，直至今天，红学界的一些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陈林的结论是“现在的红学热，实在是红学界最后的狂欢”。在今年红学的这个ball场上，让我们看看，又有哪些闪亮的明星粉墨登场。
一场风波
作家刘心武单挑红学界
作家刘心武的出现，为今年的红学热，浇上了一把油。他在中央电视台十套《百家讲坛》上陆续录播了18集《揭秘〈红楼梦〉》系列讲座》，随后又出版了系列图书，在国内主流红学研究专家的一片质疑和不屑声中，收视率暴涨，图书销量节节升高。
刘心武的观点奇异诡谲。骂他的人多，支持他的人也不在少数。在一个网站上关于“你如何看待红学界与刘心武之间的这场论争？”中持“支持刘心武，人人都有研究红学的自由”的有76.27％，“闹剧，这是一种炒作”占17.8％，认为“红学家们的说法很对，刘心武在误读”的则只有5.93％。
刘心武10年研究《红楼梦》的观点是，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并把自己的研究称为“秦学”。
大众为何选择刘心武？
事实上，《百家讲坛》所邀请的并非只有刘心武一位研究红学的。在去年底的《红楼六家谈》系列里，央视邀请了原曹雪芹研究会会长胡德平、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研究员吕启祥、辽宁师范大学教授梁归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等数位红学名家。但是，真正形成新闻事件，引起大众关注、谈论的，基本上还是刘心武。
学者冯其庸接受采访时，认为刘心武之所以会这么热，媒体不无关系，央视的宣传效果很重要。蔡义江认为，刘心武的讲座娱乐性强。刘心武本身是一个著名作家，讲得又新奇，故事迷离有趣，所以观众喜欢。他很警惕学术的娱乐化倾向:“现在的观众对娱乐很看重。甚至把学术与娱乐之间的界限模糊了，还以为娱乐给学术带来了新的空气。其实这是一种伤害。”
问题是，十多年前，刘心武就写了小说《秦可卿之死》，关于秦可卿的基本观点那时已体现，影响不算大；而今天，他的说法上了中央电视台这个权威媒体，而《百家讲坛》又正好是一个学术的节目，他把小说换成了学术，大众便很快相信了，影响相当大。许多普遍百姓当真就认定，秦可卿就是前太子之女，《红楼梦》谈的就是清宫秘史了。蔡义江谈到前几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也谈了一段宫廷秘史，在很多高校作了讲座。在北大讲的时候，学生们听得如痴如醉。他们的老师都不好意思了，只好解释:这些学生，对文学都很好奇，可对清史刚好不太了解。”
简而言之，刘心武迅速夺得大众的心，与他的作家身份、学术外衣、八卦视角、通俗表达都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冯其庸则直言:对于是否“误导”这个问题也不用太紧张。刘心武说了一段“清宫秘史”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就像霍国玲《红楼解梦》也曾经轰动一时一样，但后来人们慢慢发现是错的，那个潮流也就过去了。“等待时间的考验吧”。
红学界围殴刘心武？
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胡文彬在媒体上发言，批评刘心武“你在家怎么猜谜都可以，写出著作也可以，问题是你不能把猜谜的结论拿到中央电视台上宣传”；学者吴祚来曾在文章《从刘心武包二奶看知识分子的堕落》中，批评刘心武把红学变成包二奶一样病态的精神寄托方式。这些难免过激的言论，一下子点燃了之前对刘心武批评的星星之火。外间看来，就出现了一种学界“围殴刘心武”的奇观。
有趣的是，学术界很少批评刘心武具体的观点，而是主要批评其治学方式以及误导观众这一点上。不管刘心武如何强调自己是进行“文本细读”和“原型研究”，他的这种研究方法基本被认定为属于“新索隐派”。冯其庸的态度可谓是一个代表:“研究应该有规范，既然叫做红学，学就要讲究规范。既然有考证，证在哪里？都是需要规范的。我们是不赞成他这种随便说的，主要是对年轻人造成影响不好。”
捍卫刘心武说话的权利？
而另一个奇观是:声援刘心武的作家学者也非常多。他们的态度是: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包括薛涌、朱大可、张闳、邱华栋等，都坚决认同他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红学界”没有资格进行“学术围剿”。同样在做《红楼梦》研究的陈林便代表了这种态度:“学者对刘心武的批评是对的，学术必须实证，而他只是一种猜谜。我尊重他的研究，但不同意他的观点，不过，我仍要捍卫他说话的权利。刘心武通过自己的研究，使大家关注《红楼梦》，而且是这么有趣的方式，有何不可？”
即使是刘心武本人的态度也很可玩味:“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研究心得都是对的，更不要求观众和读者认同我，我只是很乐于公布自己的心得”。他自谦地说:“你完全不必认同，你应该保持对我观点的警惕性，以便得出更正确的结论。”他捍卫的只是自己说话的权利，很少去坚持他的观点。
在这种指责之下，红学界反而成了“学霸”，成了理亏的一方。冯其庸不得不说:“他在中央台讲这么多，有人赞成，有人反对，都是正常的。我们有不同意见，他有权讲，我们也有权讲，所谓的学术霸权，霸权在哪里？只准他说，不许我们说，这才是霸权。有人赞成他，我们也不会去压制别人，大家都摆出自己的意见，才是正常的。”蔡义江很委屈地说:“有些媒体把刘心武的观点炒作成正确的，并且，把红学界对刘心武的批评意见上纲为‘围殴’，说我们是进行‘学术垄断’。其实，刘心武的这种索隐的方法前人早就走过了，走不通，所谓‘叫停’只是一种劝告，不是禁止。我们哪可能禁止谁去读什么书，做什么研究？谁也限制不了谁，谁也垄断不了谁。”他还告诉我们:“红楼梦学会不是机关，仅仅是一个民间组织。红楼学会没有一分钱，里面的人也领不到一分钱，我们都是自己拿钱来做研究的，根本不是‘国家养着’，过去还有一个秘书的编制，现在连这也取消了。”
对于刘心武反复强调自己的民间立场，几乎每个受访学者的态度都是:学术研究不分圈内圈外，民间不民间的问题，人人都可分析研究，但要尊重起码的学术规范。而且，如果他只是个人讲，发表意见还好，他又标榜自己是做学术研究，还出来一个“秦学”，那是不是应该遵循学术规范？冯其庸就说:“如果说民间我才是最民间的，我只上过小学五年级，在农村干过很多年农活，我是出身民间。但研究问题我们就应该讨论问题本身，遵循问题本身的规范。不是说他是民间的就可以胡说。”
一个人物
周汝昌:红学泰斗夺目红
说到红楼热，首先要提到的一个人就是著名红学家周汝昌。2003年，作家出版社推出周汝昌的《红楼夺目红》，此后三年，这本书印了10次，一共卖到10多万册。不止这一本，周汝昌近几年推出有关红楼的书林林总总有近十本之多，每出一本都销量不菲。从学界泰斗到大众“明星”，周汝昌算是开了一个先例。
从泰斗到“明星”
早在1953年，周汝昌就以一部《红楼梦新证》而轰动了海内外学界，从而成为考证派红学的代表人物。连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也为此在文章中写道:“汝昌的书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
不久，1954年周汝昌双耳失聪，1974年双眼几近失明，医疗后一只眼仅留下0.01的视力。此后一直到今天，周汝昌就凭着这半只眼，又写出了几百万字的《红楼梦》》研究，堪称著作等身。他已出红楼研究专著二十多部，在红学界颇有影响的有《红楼梦新证》、《曹雪芹》、《恭王府考》、《石头记鉴真》、《红楼梦的历程》、《红楼梦的真故事》、《风流文采第一人》等等，奠定了他红学研究泰斗的地位。但周汝昌自己却不肯承认自己是“红学家”，也不喜欢“红学界”这个说法，因为他认为红学已经被人用得庸俗化了。
“是在周汝昌的《红楼小讲》、《红楼夺目红》掀起全国红学热潮之后，我们才考虑做刘心武的红楼书的”，策划出版刘心武《红楼望月》的书海出版社总编辑杭海路说。2002年，周汝昌的《红楼小讲》新版后，短短时间内便数次再版。在此基础上，周汝昌在2003年再推出《红楼夺目红》，短小精悍的文章，独到新鲜的见解，使这本书迅速热销，成为红学大众普及的代表读本。此后，周汝昌在2004年、2005年又陆续推出《周汝昌梦解红楼》、《红楼十二层》、《定是红楼梦里人》、《和贾宝玉对话》等一系列图书，都有不俗的市场表现。由这些书，周汝昌还带动了一轮红楼随笔的热潮。年已87岁高龄的周汝昌在大众红学热潮里成为了一个最受瞩目的明星。
他为何受欢迎？
“传统红学家的作品学究气和学术味太浓，读者不容易接受。但周汝昌的写法不一样”。作为出版者，杭海路认为周汝昌的文字非常漂亮，深入浅出又能出口成章，阅读的趣味性很强，容易吸引读者产生兴趣。
《红楼小讲》、《红楼夺目红》等书都是以一两千字的随笔组成，每一篇都是周氏的独特见解。《红楼夺目红》的责编王宝生说，周汝昌的随笔每一篇都能从细微处发现《红楼梦》的新意味，发现人之未见，文笔又很活泼，对于读者探究红楼秘密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在刘心武解说红楼成为热点事件之后，很多人发现，刘心武的很多观点不过是在周汝昌的基础上加以发挥。比如他的“秦学”发端就建立在周汝昌以史湘云“双悬日月照乾坤”的诗句，说“两个皇帝决定贾府兴衰”的推测之上。不过，对于这些不确定的地方，周汝昌点到即止，从来不把它说成定论，刘心武却将之大大阐发了。
作家李国文为此表示，无论周汝昌还是刘心武，实际上继承的都是胡适的考证一派，是在小说文本之外研究红楼。区别不过在于，有人走了两步，有人走了五步，有人却走出十步来。而这种离开了小说文本，考证小说背后的故事、时代、历史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揭秘”性质，符合读者的兴趣。刘心武讲红楼的方式就被很多人形容为“像一个侦探小说一样层层解密”。
一种观点
《红楼梦》作者是曹雪芹父亲？
“通过天文历法的研究可证明，《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頫。”
今年3月30日的《新京报》上，对广州某报社编辑陈林的十四万字论文《破译红楼时间之谜》进行了报道，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被各大网络媒体转载。其后，陈林又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一芹一脂大快遂心于九泉》的文章，《新华文摘》作了转载。
和刘心武处处谦让，表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的研究心得都是对的，只是很乐于公布自己的心得”相比，陈林显然张牙舞爪得多。他很自信地认为:“我有文本基础、史料基础，毫无疑问，大众接受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通过天文历法研究《红楼梦》
陈林的几个惊世骇俗的基本论点是:小说作者是曹雪芹的父亲曹頫，就是脂砚斋，就是贾宝玉的原型，也就是石头；前80回和后40回的作者是同一人。陈林的研究方式引人注目之处还在于，他是通过天文历法的方法来分析和细读文本的，揭示出120回小说的情节之中隐藏着的从1706年到1724年的真实年代序列。推论中，还包括首次论证了曹頫确切的生死日期，首次论证了曹雪芹确切的出生日期；肯定了曹雪芹是曹頫之子的旧说；肯定了曹雪芹对于《红楼梦》的巨大贡献，肯定了程伟元和高鹗所作的搜集与整理工作。
作出这些结论以后，陈林认为:主流红学研究全面破产了。
陈林告诉记者:《破译红楼时间之谜》一书明年上半年将出版。
陈林最早是在红学论坛上现身的。他在读大学时上过《红楼梦研究》的课程，那时就勾起了他的兴趣。20世纪90年代初，周文康在《红楼梦学刊》上连续发表了两篇论文，从元春生辰八字命理入手，先推出元春的生日，又运用历法推算来考证贾宝玉的生日。陈林认为他用了错误的方法推出了错误的生辰八字和历法数据，但研究思路给了他极大的启发。10年之后，陈林得到了照录清代历日数据的《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及《三命通会》。“当时我的想法是:如果凭借自然科学(历法和天象研究)来论证，真的可以确证元春真实的生死日期，那么接踵而来的推论及其结果将非常可观——将历史上真实的天象数据、皇家殡葬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与小说中所写的情节做一一对比，考察‘还原’后的真实年代是否与史实相符合。”通过这样，还可进一步推断出小说的作者，并考察前80回与后40回的关系。
2003年9月，陈林开始在红学论坛“悼红轩”上，开始了《破译红楼时间之谜》的写作，写一节便粘贴一节，网友们纷纷讨论或批评，“几乎每一个关键的论据和可疑的细节都经历了残酷的考验。”
除了结论惊人之外，陈林研究的工具论也别具一格。与别人的索引或考据有别，他是通过天文历法去研究《红楼梦》的。陈林是先以八字命理和历法节气，通过从书中某一年推出真实的一年，然后以这个时间为坐标，推出了小说所写的是1706－1724年之间的事，再逐年逐年地比较，发现小说中的历法与历史和天文学上是契合的，一一对应的。这就说明小说的确是按真实历法来叙事的。一系列推论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陈林认为自己的推论具备可重复性:“我使用的研究工具是非常简单的，例如郑鹤声的《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刘安国的《日梭万年历》等，人人都可重新验证。”
在今年年初，陈林基本框架已完成，经过反复的辨难和修改，陈林觉得立论已经站得住脚了。选择这个时候站出来，据陈林说，是因为今年的6月6日是曹雪芹的280周年生日，而明年的6月8日是曹頫诞辰300年的纪念日。时间已经很迫切。“我在公布前，曾把打印稿寄给一些红学专家看，希望引起红学界的重视，希望他们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重视“文本细读”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了乾嘉“正统派之学风”的十大特色，其中有两条就是:“孤证不为定说。”“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陈林对此学风很推崇。不过陈林的论证过程中，对一些文字，如“撰”字，与传统的理解有歧义之处，能否经得起推敲，需留待时间考验。而其论证每一个环节弦弦相扣，用上一个结论来推导出下一个新结论，最终是否能支撑整个论证过程，对主流红学的颠覆是否准确，是否代表红学的正确研究方向，这都留待进一步探讨。但是，陈林采用了新的工具和方法论无疑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尝试。
陈林明确地表示，他的一些主要观点，此前宋孔显、戴不凡等都提出来过，但论据都是真伪不辨，没有切实的文献资料，证论是靠不住的。“其实，要确实找出《红楼梦》真正对应的时间并不难，书中就有大量干支纪年的出现，但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么多红学家就没有去做。”陈林说。
作为一位现当代文学出身的硕士，陈林对西方的文学理论较为关注。他认为，自己采用的就是“文本细读”(CloseReading)的新批评(theNewCriticism)，就是分析作品，探讨作品的有机构成，对其作出文学价值的评判。目前中国对新批评有很多误读，认为它落后了，但直到现在，西方的批评界主导模式还是新批评，代表作就是布鲁姆的《西方正典》。“我做这个研究，也想证明，新批评不仅适用于短篇小说和诗歌，也适用于任何一种文体。”细节会形成证据链，都在指向作家的意图。“我想，从工具来说，这是一种方法论的革命；从结论来说，这是一场对红学的革命，甚至是一场文化研究的革命。”
为什么敢向根深蒂固的传统挑衅？陈林说:“安徒生童话里的小男孩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需要的不是勇气，而是对于常识的坚持。我所谈的，都是常识和最简单的逻辑推理，没有任何玄妙高深的理论。”
挑战主流红学研究
刘梦溪曾在其专著中将“脂砚何人”、“芹系谁子”、“续书作者”并称为红学的“三大死结”。而陈林做完了这项研究以后，一人之力便宣布把这三个死结打开了。他在论文的前言里明确地说:“主流红学研究已经全面破产，由国家财政拨款资助的红学研究应该立即停止！”
在陈林看来，学术和研究根本就没有什么学院派和草根派、民间立场和官方立场之分。治学传统从来不从阶级来划分，只能说，遵守学术规范的就是学术，不遵守的就不是学术。
不过，他也声明:“我所说的主流红学应当终结，并不是指今天的红学界要终结，而是指占主流地位的‘作者是曹雪芹’说，和‘后40回是续作’说要完结了。”
当然，他的说法也引来了相当多的争议。胡文彬等专家曾经表示，对陈林扎扎实实的学术风气是尊重的，众多网友也对其学术态度很钦敬。但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蔡义江接受专访时，就认为陈林是钻牛角尖。“要否定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一定要把一些证据和说法搞清楚。比如，脂砚斋就明确地说:‘曹雪芹撰《红楼梦》。’这些证据能否定掉吗？而且，曹頫从经历和才华能力上来说，不可能写出《红楼梦》。”而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红学家周思源也发表过对陈林的观点逐条质疑的文章，认为陈林的论文里犯了一个循环论证的错误，并且把《红楼梦》看做是自传、是实录，而没有把它作为小说。
文化学者张闳谈“刘心武风波”
最首要的是维护刘心武的表达权
南方都市报:你如何看待“刘心武风波”？
张闳:在这个事件中，最首要的是对刘心武的表达权的维护。至于刘的研究方法及其结论究竟如何，那是在言论权利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才能够去甄别和讨论的。否则，即使是正确的结论，也可能转化为话语霸权，进而成为谬误的辩护士。
南方都市报:如果刘心武的研究方法是不严谨、不可靠，甚至是错误的，那么，大众媒体选择他来表达，是不是一种不负责任呢？
张闳:真理并非由某个人或某个团体所制造和掌控，然后灌输给公众。这一极权主义的思路可以休矣。刘心武与大众媒体之间也是一个互相选择的关系。大众媒体为专家学者提供了言论平台，而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言论负责。无论是专家还是大众媒体，他们也都不是真理的化身。观点只有披露出来，才可以得到检验。其他人也可以通过大众媒体发布自己的不同观点。红学家抨击刘心武的观点，不也是通过大众媒体发布出来的么？！媒体也未必就要为红学家的观点承担责任。
南方都市报:刘心武在红学的研究中，最可取的是哪一点？
张闳:实际上，我个人对刘心武的研究没有多大兴趣。但我觉得，其研究中最可取的一点，是使学术变得有趣了。在我看来，知识和学术虽然是艰难的，但最终是有趣的。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真理是有趣的，虽然有趣的不一定都是真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些了无生趣的东西，肯定不是真理，尤其不是文学中的真理。人活在世界上，产生了这么多的知识，这么多的文学，肯定不是让人生活得更无聊，更枯燥，而是为了给人生带来更多的乐趣和精神愉悦。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刘的工作提供了一个启示，或者说，迈开了第一步。
南方都市报:为何说刘心武是“学术市场化”？
张闳:“市场化”是相对“学院化”而言的，但更重要的是指学术面对公众，面对更普遍的接受者，它当然有一定程度上的“商业化”。学院学术从来就不面对市场，他们在自己的垄断行业里自生自灭。依靠学术制度的豢养，制造着似是而非的知识产品，但这些知识产品多半是一堆既无趣又无用的废料。
多年来，学院学者们貌似在作“正常的学术研究”，但结果怎样呢？有多少学者像《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两个骗子一样，成天忙忙碌碌，实际上是在编织谎言。垄断的必然是腐朽的。无论是市场、权力、还是学术，都是如此。
专题撰文:
本报记者侯虹斌田志凌实习生张金华司马连竹
图:
周汝昌资料图片
周汝昌的《红楼夺目红》。
宁一的《非常红楼》。
蔡义江的《红楼韵语》。
邓遂夫的《草根红学杂俎》。
闫红的《误读红楼》。
刘心武及他的两本红学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