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忆
张功臣(学者)
一个人一旦惊动了一个梦，或者说这个梦一旦缠住了一个人，那么命中注定的故事就随之降临了。我的这个梦扩展成了一本书，名叫《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1840—1949》
；不久又被补充改造成为一本通俗故事《旧中国的洋记者》；再接下来，又演变为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在历史现场》中的一部分……但是这个梦还是不愿停下脚步，这本刚刚编就的《历史现场——西方记者眼中的现代中国》就是一个明证。我清楚地知道，这个梦还会拽着我继续往前奔跑，或许直到九霄云上，直到够住它自己。
将近十年过去了，现在我已无法准确地指出，跟随我一直到今天的这个梦魇到底是从何处萌生的。是早先读过的《西行漫记》(埃德加·斯诺著，1937年)给了我新的启示，还是当时爱不释手的《长征秘闻》(约翰·索尔兹伯里著，1986年)唤起了我的灵感，抑或是白修德、史沫特莱、爱泼斯坦这些新闻同行亲切的名字吸引我更深一步了解他们在中国的故事？如果要找深层次的原因，还应该把这一点归结于新疆文化给予我的滋养。在这片古称西域的土地上产生的新疆文化是一种多元的、外向的和具有很强吸纳性的文化，我身浸其中多年，也许冥冥中得到了若干妙传，使我有机会触摸到了近代中国历史上这神奇的一页。
记得上世纪70年代中期，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与英国历史学家阿·汤因比对话，问他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人生可以重新选择，你愿意生活在历史上的哪个时代、哪个地方？汤因比含笑回答说:公元一世纪佛教已传入时的中国新疆。汤因比向往的，正是东汉中期世界上各种民族宗教文化在天山南北首次大融合的时代，也是神性与人性高度和谐的时代，那么他的这种选择——即便是虚拟的——所包含的只是个人的志趣，还是一个更深邃的历史的寓言？回答这个问题我无能为力，但从现实的角度讲，我有幸生长并长时间地在新疆生活过(尽管是在20世纪60至90年代)，这使我感到欣慰。不仅如此，新疆文化对我的熏陶真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即使在学术这片天空下，受了神意的引领，我仍找到了一块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在这里安身立命，休憩徜徉，一直耕种到了今天。
可以说，《历史现场——西方记者眼中的现代中国》是《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1840—1949》(新华出版社，1999年)一书的姊妹篇，它们之间相辅相成，互为照应，本身就构成了紧凑微妙的关系。它的出版不仅使我完成了一个夙愿，也是我近年来在这个领域里利用业余时间刀耕火种的重要收获。因为编这么一本书，在我还是一种新鲜的体验。一则经年点滴积累起来的资料总算有了一个归宿，这多少令人感到宽慰；再者今年上半年我手里做着这件事，心里有一种明显的充实感，平淡生活与飞逝时光之间达成的这种平衡，才使人真切感到生命的意义。最要紧的是，编书本身又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返身再看这些熟悉或陌生的文字，近代中国半个世纪的风云尽收眼底，拿来印证已经市场化了的当代中国的现实，追寻历史的深度，丈量时光的距离，真是找不到比它更恰当的参照物了。我想，这本书对于读者的意义也在于此吧。
本书欲为读者展示的，是20世纪初到中叶这半个世纪里，一部分外国记者报道、描述乃至回忆中国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均属于不同年代的中文出版物。对于他们的生平，编者在文前作了尽量清晰的介绍；他们在中国的行迹，则体现在各自的作品中。在结构上并无特别的考虑，为方便阅读起见，按照一般的逻辑分为“人”、“事件”、“生活”和“城市”四个单元，每个单元里的文章又按照时代的先后顺序编排，希冀这些看似残篇断简的记录连缀起来，能够反映出那个时代整体风貌的某些特征，以及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站在不同政治立场上的外国记者对于上个世纪最初50年的中国的看法，既包括个性化的认识，也包括集体的印象。至于选择作品的标准，也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一方面注重这些文章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另一方面更强调其可读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使读者在了解这些另类历史的同时，能够享受“知”的乐趣。另外，为了尊重原书出版社和译者，也是为了能够使读者伸展自己对某一作者、某一本书的兴趣，本书还附录了文章来源，以便于核对和查找。
可以说，外国记者反映中国各个时期变革与发展的作品在这里被展示出来的，只是冰山之一角，还有更多、更珍贵的资料有待发现和挖掘，这个领域里应该涌现更多学术成果。新一代学人们有良好的外语水平和扎实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功底，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会更得心应手，创造出更精彩的篇章。如我所愿，我愿亮出梦的翅膀，也借他们的风力，一起向着更高更远处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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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现场——西方记者眼中的现代中国》，张功臣选编，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11月版，2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