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05年的中国文化界，功利依然是喧嚣的文化背后不变的主题。但在这一年，焦虑却取代劳动或者资本，成为了文化红利的分配依据。
对中国传统文化前途的焦虑，对学术权力分配的焦虑，对大师身后中国文学走向的焦虑，再到对文化现象如何评判的焦虑。透过这层文化的装饰，2005年文化红利的分配状况，也渐渐清晰起来。
国学坐上商务舱
“国学”毫无疑问是2005年中国文化生活中最具分量的一个词。从5月底人民大学校长身体力行，为即将开办的“国学院”大作招生广告开始，穿越了“儒学大师郑家栋涉嫌偷渡事件”，在“七月流火”、“脊续”两个点上作了些语词之争，然后沿着“科举百年”的大好机会顺流直下，经历了全球华人祭孔之盛事后，在年底终结于“国学老板班”、“中国国学俱乐部”这样纯商业性国学培训机构。这一年的熙熙攘攘，国学不可谓不热闹。
在2004年，讨论者们关心的是文化保守主义本身的理论可能：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和它与外来文明的抗衡能力。这些研讨最终指向了如何通过文化保守主义的建设，维护传统社会文化的某些特征。
而在2005年，国学的论争只在较小的范围内进行。文化保守一类的话题甚至完全退出了文化舞台。在这一年，国学的宣讲者们显得更为务实，在一些商业项目，或者具有商业色彩的项目上大做文章。“国学衰微，拯救民族文化”的焦虑，倏然变成了“如何才能靠国学牟利”的焦虑。
人大国学院受到的猛烈狙击，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人大校长纪宝成在进行“国学院”招生广告时，重点推出“国学应用研究”，并将国学院的人才培养大致界定为“企业家的文言文写手”，强调国学院未招生“订单”却已飞来。这一功利姿态甚至招致了来自文化保守派的批评。
在纪念“科举百年”的活动中，以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为首的科举研究派对科举制度的褒奖，似也出于学术利益的考虑。刘教授将“科举”简单定义为“考试”，并无视科举在维护封建等级秩序、钳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思想方面的作用，一力为科举叫好。
红学阵地保卫战
学术阵地保卫战并不仅仅发生在国学研究界，其他领域也不能幸免。2005年底，红学家对作家刘心武的围殴亦源于此。
最初，刘心武的《红楼梦》研究并没有让红学家普遍不满。通过中央电视台第10套节目的宣讲，刘心武令人捧腹的“秦学”引起了公众的注意。一些正统的红学家开始通过媒体公开批评刘的研究。10月底，《新京报》发表对红学会副会长胡文彬的访谈。在这篇访谈中，胡文彬再次对刘的研究提出批评。一场更为激烈的争论由此拉开。也正是这篇访谈，暴露了以中国红学会为首的正统红学家猛烈批判刘心武的原因。胡认为刘心武的研究是“猜谜”，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猜谜活动不适合拿到中央电视台去讲。笔者认为，这一行为向在“研究会体制”下，把持《红楼梦》研究数十年的红学会提出了挑战。
红学会将一部鲜活的爱情小说，变成一部反映封建社会腐朽没落社会实况的范本。它对《红楼梦》本身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上世纪末以来，红学会逐渐衰落，湮没无闻的原因。刘心武猜谜式的、开玩笑一样的红学研究尽管有混淆视听之嫌，却也未见得比红学会更有害。他更大的意义在于，对红学会全面垄断的学术资源提出了挑战。红学权利，而不是红学本身，在2005年末终于让红学家坐不住了。
后大师时代的文学
巴金为中国文学界提供了一个“文学分权”新由头。作为中国20世纪文学的最后一位领袖人物，巴金已经是传统的文学研究的最后一块富矿，觊觎者自然甚伙。这一点巴金自己也是心知肚明，所以他才会在生前反复强调不设“巴金文学奖”，一则免得再给混乱的国内文坛再添混乱，二则也是免得自己成为各种力量搏斗牟利的工具。不过即使这样，巴金也很难终结自己成为文学分权工具的宿命。
这一点在巴金身后极尽哀荣的追思评价热潮中表现得尤其显著。倡导“说真话”，这样一个每位父母都会教导子女的基本准则，成了巴金一生最重要的业绩。有人忧心忡忡，巴金走了中国的文学怎么办。
超级女声和“蔡小飞”
2005年，娱乐文化领域一些既有的价值体系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超级女声”对娱乐文化的权威进行了大规模的挑战。一方面，这个节目本身的规则就用观众的短信投票，将以“评委”身份出现的娱乐文化权威部分地消解掉。
一个自称“蔡小飞”的人是2005年的又一个挑战者。在这个虚构出一篇“高考反文”，虚构出一场爱情悲剧的形象背后，是一个希望挑战“80后”，挑战“少年作家梦工厂体制”的孩子。值得回味的是，即使媒体已经揭露这一挑战的真相，依然有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凭吊那位死于高考之后的“蔡小飞”。对许多人来说，他们不过是自愿地迷失在这次“网络行为艺术”中，借一件事情发泄由来已久的情绪。即使不是借这件事，也会是另一件。
□徐来（上海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