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正在成为经验的王国。尤其是小说，更是成了经验的狂欢。然而，我认为，好小说决不只是一些故事和经验，它应该联于这个世界隐秘的精神图景。也就是说，好小说必须在世界和存在面前获得一种深度，而不是简单地在生活经验的表面滑行———但我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作家更愿意把写作变成再现一种贫乏的经验，复制一种简陋的生活。肤浅和粗糙，正在成为新的文学敌人；千人一面的欲望场景，日益统治着年青一代的写作。写作这种有难度的精神活动，在另一些人那里，被简化成了单一的个人经验的自我展示，甚至被简化
成了获利的手段。当作家们普遍热衷于描绘“直接现实主义”，热衷于摹写个人庸常的生活细节，我们也许有必要继续追问：一个有内心质量的作家，应该如何重新掌握处理经验与记忆、个人与世界、想像和虚构、存在与遗忘之间复杂关系的写作技艺？
我并不否认，经验在文学写作中的全面崛起，强化了写作的真实感，并为文学如何更好地介入生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源。但我想说的是，经验并不是当代生活的全部，也非写作惟一用力和扎根的地方———在复杂的当代生活的面前，经验其实常常失效。一个作家，如果过分迷信经验的力量，过分夸大经验的准确性和概括性，他势必远离存在，远离精神的核心地带，最终被经验所奴役。经验如果无法被存在所照亮，经验在写作中的价值就相当可疑。
必须看到，在一个传播和信息疯狂增长的时代，古老的叙事艺术正被新闻报道式的文体所代替。一方面，新闻事件、文化符号、欲望细节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个人生活的价值领域却在萎缩、甚至消失。任何的事件和行为，一进入现代传播中，被纳入的往往是公共价值的领域，以致无法再获得“个人的深度”（克尔凯戈儿语）。任何的个人经验只有被贴上巨大的历史标签或成为特殊的新闻事件之后，它才能被关注和获得意义。它看起来是在伸张自己的个人经验，其实是在抹杀个人经验，因为这个所谓的“个人经验”，带上的总是公共价值的烙印。从这个角度说，尽管现在的作家们都在强调“个人性”，但他们进入的恰恰是一个个性模糊、经验不断被公共化的写作时代。
如果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这种对生活的简化和改写，其实是把生活世界变成了新的“殖民地”。他在《沟通行动的理论》一书中，特别提到当代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已把生活的片面扩大，侵占了生活的其他部分。比如，金钱和权力只是生活的片面，但它的过度膨胀，却把整个生活世界都变成了它的殖民地。面对这种状况，重述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追问能力是必要的。惟有责任，惟有对存在的不懈追问，才能使作家拒绝认同片面生活对整个生活世界的殖民，才能重建生活的整体关怀，而不会仅停留在那些具有新闻聚焦点的有限的场景和事件上。
当众多作家集体转向千人一面的欲望化场景的书写，个人写作实际上就成了一种新的公共写作，它的背后，是对更大的生活经验领域和人类存在境况的忽略。———这样的危机值得作家们警惕。
这或许正是叙事艺术所面临的危机。本雅明早在1936年就在他著名的《讲故事的人》一文中作了这种预言式的宣告。在本雅明看来，“讲故事这门艺术已是日薄西山”，“讲故事缓缓地隐退，变成某种古代遗风”，本雅明把这种叙事能力的衰退，归结为现代社会人们交流能力的丧失和经验的贬值。他认为，新闻报道成了更新、更重要的第三种叙事和交流方式，它不仅同小说一道促成了讲故事艺术的死亡，而且也对小说本身的存在带来了危机。这样的时刻，作家的意义在哪里？我想，他的意义就在于，他能够在个人经验遭受侵蚀和淹没的时候，为经验寻找一条回到个人内心、使之获得意义的通道，他能够使我们重新生活在构成我们自身经验的生活中。也就是说，写作必须获得广阔的视野，同时又要逃离那些日益成为主流、成为新的公共标准的价值体系。
□谢有顺（广州文学批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