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故事
傅国涌专栏
《新月》杂志在1928年初创时只是一个文学刊物，至多发表一些思想、学术性的文章，到了1929年，胡适以《人权与约法》一文开篇，开始批评时政，跟进的还有罗隆基、梁
实秋等，一时激动了沉默的知识界，也让国民党当局感到恼怒。胡适文章一发表，就收到了许多读者的声援信，其中包括蔡元培、张元济等人的来信，蔡推许胡文“振聋发聩，不胜佩服”，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在信中肯定了“文章之好，议论之正大”，但担心“张牙舞爪的老虎”直扑过来，而胡适“那一枝毛锥子，比不上陆放翁的长矛，叉他不住”。他引用古人之言：“邦无道，其默足以容。”认为几千年的老话恐怕还是有用的。胡适回信：“事业是争出来，邦有道，也在人为，故我们拟宜量力作点争人格的事业。老虎乱扑人，不甚可怕；可怕者，十年来为烂纸堆的生活所诱，已深入迷阵，不易摆脱。心挂两头，既想争自由，又舍不得钻故纸，真是憾事。”阅世颇深的张元济回信还是提醒胡适，要“三思”，不要打狗反被疯狗咬。周作人给胡适写信，不仅劝他“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家高君珊，她在写给胡适的明信片中有一句话：“文章虽好，性命要紧。”
胡适没有因为这些善意的劝告而马上收手，而是再接再厉，写下了《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等锋利无比的批评文章，留学归来的政治学博士罗隆基还提出了“人权三十五条”。南通大学校长、张謇的儿子张孝若送诗给胡适，“我昨读你文，浩然气满纸。义正词自严，鞭辟真入里。……一党说你非，万人说你是。忠言不入耳，劝你就此止。”
胡适他们的意思在《新月》的《编辑后言》中说得很清楚：“我们以后希望每期都有一篇关于思想方面的文章请大家批评。我们的目的一则是要激动读者的思想，二则是要造成一种知识的庄严……我们认为读书人对于社会最大的责任，就是保持知识上，换言之，思想上的忠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