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章、写诗，包括写小说、写散文，使用的语言没有一点锋芒，只满足于圆滑或温和，无疑是没有出息的。为此写出的东西要想有震撼力，至少有起码的影响力，也很难很难。不过话说回来，“锋芒毕露”也同样是贬义词，也是另一种笔墨功力不及格的标志。若是为锋芒而锋芒，或是以卖弄锋芒为本领，我看不及格的就不只是语言本身了。
在笔墨本领上，我还是很特殊地钦佩鲁迅。他的文章，不仅发表在朋友们创办的刊
物上，也大量地发表在敌对的、反动的报纸杂志上，而且矛头指向的恰恰是敌对的、反动的势力。在文化封锁的形势下，鲁迅只须换个笔名，文章就能发表。原因之一就是鲁迅的笔墨功力出色，做到了既切中要害又锋芒不露，隐而不显。这叫文化本领!
鲁迅的文章，除了有隐在的大锋芒之外，除了学问、笔墨都坚实之外，还在于他的见识公正，既不守旧也不偏激，使人信服。真正的文化勇士，必须同时是文化上的智士、正士。
自鲁迅首用“杂文”之名并开创“杂文风格”之后，追效者很多，延续了多年、多代。但必须承认，优秀者虽然很多而伪劣者也不乏。之所以伪，所以劣，醒目的标志至少有二：一是卖弄锋芒而谋自己的虚誉；二是用偏激代替真理。用老百姓的俗话来说就是：假刁真怯，用耍“二百五”来吓唬人。
“文革”中的大字报、批判稿，包括“革命理论家”、“红笔杆子”在报刊上抛出的“雄文”，要论“锋芒”可算是凶而狠，有时甚而不乏杀人效应。但舞弄那种“锋芒”的人，连半个真勇士、真智士、真正士也没有，无非是一伙刁徒、文痞而已。因之他们文字中的“刺”，真硬度至多抵得上刺猬、蝎子、毒蜂，在强手式的天敌面前，只有逃跑或发抖的份儿。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文风日益活泼化、多彩化，这是天大的好事。文风是世风之一，文风活泼化与观念更新是互为表里、共为形影的。因之，文风状态是不可小看的事。
但就眼下的文风而论，其中至少有两个分支是不必恭维的：一是“学术”性的洋教条式、洋八股式或带有“玄言”意味的文风；一是“杂文”、“随笔”性的以助长思想意识无序化、语言法则无序化为文采的“刁言”式文风。两者的共同之处是：“词语亢奋度”大于“思辨精准度”。前者是学术上的事，暂先不说。在这里，我只是侧重于谈谈杂文、随笔类的文风。其中基于优良文风而写出的优秀作品也先不谈，而专谈不太令人恭维的。
杂文、随笔无疑离不开笔墨锋芒，但锋芒本身一经成了卖弄之物，逞才之物，沽名之物，就必然导致几种遗患：一是将笔墨锋芒本身视为“价值”，不理会针剌对象的对与错，是与非，善与恶；二是将语言刁化视为时尚文风、最佳文风，全然无兴趣去敛一敛自己身上的多余之刺，尤其是有可能伤及好人的刺；三是不热衷于用锋芒专刺恶人、恶事、恶文，更无基本意愿去保护仁者、弱者；四是强逞多余之勇，不问判断事物的标准是否公正，误以为偏激就是真理；五是掀动多余而无聊的“文战”，以此作为“有偿表演”；六是否定或冲淡严肃批评的价值，只乐于搞“酷评”、“刁评”、“狠评”、“谩评”(也包括“媚评”、“谄评”)之类勾当；七是那样笔墨的理性含量很低，真实的文化含量也很低。
总之搞文的人，笔墨无锋芒、无棱角，像个圆鼓鼓、滑溜溜的鹅卵石、玻璃球，固然与废物无异，但强炸多余之刺，强逞恶性之锋，也断无任何济世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