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０５年，清廷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中国历史上延续了１３００年的科举制度，突然结束了。
从隋炀帝大业元年（６０５年）设进士科，到清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５年）上谕废止科考，在我国历史上，科举可谓源远流长，在制度伦理与人文心理上，科举可谓根深蒂固。今年是中国废止科举的百年，科举制在中国历史上的功过，我们如何对待中国科举这份
沉重而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１３００年的科举兴衰
公元６０５年，隋炀帝改革九品中正制，设进士科取士，使所有的读书人都可以参加朝廷举办的人才选拔考试，因为采取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称为科举。科举制具有公开性和广泛性，打破了传统选官均从贵族子弟中选拔的惯例，官僚不再是士族贵胄的专利。
唐朝时期继承并发展了隋朝这一制度，唐朝的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中的主要科目是进士和明经。而进士科是得第最难的，录取的名额很少。进士及第称“登龙门”，进士第一名称“状元”。唐朝的宰相中，进士出身的占了８０％。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朝一样，但制度更加完备。宋太祖开宝六年起，录取的进士一律要经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最后一关殿试，名次由皇帝钦定。宋代的科举考试定期开考，三年一科，科考分为三级，解试、省试、殿试。这种制度为明、清朝沿用。
明朝的科举制度更加完备，但考核的内容开始僵化。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考中的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会试考中的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贡士才有资格参加殿试，录取名单称为“金榜”，由皇帝钦定名次。录取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只有三人，第一名为状元，第二名为榜眼，第三名为探花。能够一身兼中解元、会元、状元的称为“连中三元”。明代连中三元的只有两人，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
１００年前的９月２日，是中国士大夫梦断科举路的日子，清政府的废止科举上谕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彻底破灭。“废科举”是中国教育文化史上的重大变故。
尽管科举制度在１９０５年被废除了，但不久就开始有人提出为科举制平反。最早提出为科举制平反的著名人物是曾极力批判科举制的梁启超。１９１０年，梁启超已说“科举非恶制也”，公开提出了为科举平反的主张。这种声音一直持续到解放前还能听到。
废科举大事记
１９０１年８月，清政府下诏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废武科。同时将各省书院改为学堂，并鼓励游学。
１９０２年１２月１７日，京师大学堂举行开学典礼。大学堂的办学方针为“中西并用”；宗旨是“广育人才，讲求时务”；课程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
１９０４年１月，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章程规定：“立学宗旨，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１９０５年９月２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宣布“自丙午（１９０６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诏令即出，举国上下，有喜有忧。５天以后，上海维新派《时报》发文，盛赞“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
１９０９年５月，清学部奏准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分初等小学教育为三种；同日，奏准变通中学堂课程分为文科和实科。
现场 科举文化尚待全面研究
科举制度废除百年之际，在国内，今年惟一一个关于科举的活动是在厦门大学刚刚举办的“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的学者１４９人出席了会议。
在研讨会上，东道主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潘懋元指出：科举制度废止之后，关于科举制度，争论与研究的焦点已经从政策层面的保存、改革、废止的争论转移到了理论层面的科举制度历史价值与现实影响的探讨。作为一项对于中国影响最为重大而深远的制度，科举制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性格，也深刻而多层面地影响了古代中国的各个方面。积极倡导建立“科举学”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海峰说：“科举制度的重大影响到今天仍然无法估量，至少要再过１００年才能看得清楚一些，离废科举的时间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刘海峰等人认为，废止科举制１００年间，现代人对科举往往是盲目批判的多，真正了解的人少；人云亦云的多，独立思考的少。如果任何人都无法凭个人意见改变一种社会制度的运行，便说明这个制度体现了某种客观规律，它的存在有它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个观念在会议上被很大一部分专家认同，而支持这种正面积极评价的论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科举时代的多数精英人物都是由科举制选出；科举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追求公平的精神；科举制带来了社会阶层的上下流动，科举制所确立的考试制度影响了全世界，而且再无比考试更好的选才方式……
但是持不同观点的学者们也有很多，他们认为科举带来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这些专家指出在科举时代，大多数的中举者是从士大夫和商人家里出现，纯粹的贫寒子弟要取得考试成功是非常困难的。虽然科举制是第一个以人才论而非出身论的选官制度，但是看一个人的出身不应只看他的父母辈，若有亲戚或者朋友当官，那么他应该是属于士大夫出身，而如果采用一个人的家族作为研究的对象，那么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唐宋以来，全国是由很少数的一些大家族垄断了上升的机会，在宋真宗至宋神宗时期，重要官职中的四分之一是由３５个大家族所霸占就说明了这一点。
“科举制对世界的影响”是本次研讨会上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来自英、美、日、韩等国家的代表都论述了考试制度对本国的影响。来自美国的学者艾尔曼表示：“科举制不仅对中国有意义，它对全世界都有意义。科举制度的废止不是考试制度的废止，而每个国家都是用考试制度培养人才。”。艾尔曼说：“中国是第一个有考试制度的国家，英国考试制度可以说是直接受到中国科举制的影响。”在我国一些学者看来，文官考试制度在西方并没有变成十分重要的制度，不过至少它是模仿自中国的科举。中华文明对欧洲的影响不限于物质方面，更波及到专业的资格考试制度，而资格考试制度则是出自于科举重视笔试的传统。
在这次会议上，大部分与会的国外代表所研究的课题都是科举制与古代中国社会的关系，因为它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深远。在国内学者中也是如此，一位学者说，现在只要是研究唐朝至清朝历史的学术会议上，至少有５％的论文是研究科举制度的。废止科举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中的历史必然，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或者断裂点。我们现在研究科举制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世界上各种考试制度的好坏，以此预测考试制度在未来的影响。而科举制影响到了多个层面，现在应该有更多的研究机构来研究它。
评说 科举制“花开花谢”的背后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幽暗的专制长夜里，科举制的横空出世，无疑给平民提供了一点点微弱的幻想和希望。从隋唐到清末，中国的科举制度存在了一千多年，一种制度能在一个国家长期存在，肯定有其适应性和合理性。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著名教授葛剑雄认为，科举制首先是打破了世袭制和等级制的垄断，除了少数受限制的家庭出身者外，无论贫富贵贱，都有参加考试的资格。其次是标准一致，各级考试都有统一的程序、形式和内容，即使主考官免不了个人好恶，也已受到很大制约。再者，随着科举制越来越受到重视，制度日趋严密。
科举制最受诟病的，一是遗漏了不少人才，二是考试内容毫无实际意义，三是耗读书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多少像“范进中举”之类的悲剧由此而来，多少“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梦想也由此而来。对这些问题虽然需要具体分析，全面认识。但问题在于科举制为什么到了清末说废就废，再未恢复呢？
葛剑雄说：“中国以往的教育以儒家学说和文史为主，科举取士也以此为标准，但到西方现代科学传入，这样的知识结构和选拔标准就无法适应。”科举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官员，但新形势下需要的外交、法律、管理、警察、军事、科技、金融、财务、民政等很多方面的官员却无法通过科举来选拔，也不是临时开设的“经济特科”所能囊括。
对此，知名文化学者傅国涌认为：特别当科举制发展到后期，越来越乏善可陈。在古代向近代转型过程中，仍然死抱住僵化、泥古的四书五经不放，耿耿于蝇头小楷、八股文章的科举制就露出了它的软肋，尤其在见识了来自异国的坚船利炮、声光电色之后，科举制还能行多远，便成了一个问题。举个小小的例子，即便作为选拔人才的机制，科举制到１９世纪上半期也日渐暴露出它的问题，鸦片战争的大炮轰开国门之前，泱泱大国最有见识、最有眼光的两个读书人无疑是魏源、龚自珍，然而他们在科举路上一直跌跌撞撞，走得很不顺利，屡次参加会试落第，魏源一直到５２岁才在显示皇恩浩荡、额外开恩的“恩科”中了第９３名进士。科举制在经过１３００年之后，到龚自珍他们的时代已无可挽回地显示出一种疲惫和无力感，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了。等到国门被强行轰开，在急速近代化的大趋势下，在与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不对等打交道的过程中，这样的问题就越来越凸显和放大了。没有多少科举背景的王韬，从１８７４年起，在香港办报１０年，借助报纸这一全新的载体，以言论思想影响社会，成为有声望、有地位、有发言权的新型知识分子，标志着科举作为主导社会流动的惟一渠道的时代已经结束。３０多年后，科举制的废除乃是势在必行。从这里可以看出，科举制的终结固然有很多原因，而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就是，科举制难以适应滚滚而来的近代工商业文明潮流。
科举的基础是精英教育，而要进行国民教育就只能采用现代教育制度，设立各类各级学校，设置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种课程。科举只是为官方选拔行政官员，无法为社会选拔各类人才。当行政官员在全社会的人才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时，科举制的适应范围也越来越小。无可奈何花落去，科举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势所必然。
傅国涌说：“‘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帝制时代终将过去，在一个允许万紫千红的新时代，人才的评价和选拔不再是按照某个惟一的标准，而是多元的、开放的，每个人都有尊严，也都有机会按自己的方式发展自己、提升自己，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不是听凭某个外在的、单一的强势力量的选择，不再按限定的模子来铸造自己。这与科举制把一切纳入既定轨道的模式正好相反。一个崭新的、多元的知识世界，一个真正能承载独立公民意识的精神家园也只有在科举制终结之后才有可能渐渐浮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