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副笔墨细说大历史
近期《主角与配角》、《帝国的惆怅》等历史类书籍的热销，与其说是读者对历史题材感兴趣，不如说是读者为这类历史写法所吸引
访谈
随着“正说”历史系列、《帝国政界往事》等书的流行，人们将这些受市场欢迎的历史作品归为“大众史学”。近期几本新书，《主角与配角》、《野史记》、《历史的坏脾气》和《帝国的惆怅》等书，都注重从人性、从细节的角度去考量历史。作者是如何看待这些史书的专业性与流行之间的关系？记者为此采访了《主角与配角》的作者傅国涌和《帝国的惆怅》的作者易中天。
傅国涌写历史书不能单纯追求好看
《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傅国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7月版，29.8元。
南方都市报:你的新书《主角与配角》独辟蹊径，从历史人物的“角色意识”这个新颖角度剖析近代中国历史的变革。这种历史研究方法似乎更关注个人性以及历史的细节，和传统方法不太一样。
傅国涌:我之所以要写这样一本书，就是痛感以往的史书总是从宏大叙事出发，从既定的框框出发，不重视关键人物的性格、气质，常常忽视他们人性中的弱点对历史的影响。实际上，历史是由许多个人书写的，这些个人的内心世界，他们的性格、品质、思想取向等看似细小的因素，有时候却是更本质的。在我看来，有一点以往常常被忽略了，那就是在近代历史舞台上起支配作用的还是主角意识，很少有人愿意主动、自愿地扮演配角。
传统史学将历史看做一堆堆死木头，而历史是活的，从人性和细节切入可以使历史更真实，更有现场感。不过，单纯的细节也构不成历史。如果没有对历史纵深的透视，没有个人的视角和看法，堆砌细节就会流为逸事、记趣的文字，是没有价值的。
南方都市报:现在流行的历史类图书，像《正说清朝十二帝》、《帝国政界往事》等书，有人称它们为“大众史学”或另类史学。你是怎么看这些书的？
傅国涌:我没有看过这些书。我只看史料。但是我对戏说历史一类的书是不赞同的。如果历史一味追求好看，追求大众化、娱乐化，不惜加上文学、想像的成份，那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当然，如果这些书依据的史料可信，没有混入虚构，有自己一家之言那我觉得无可厚非。
南方都市报:那你觉得历史书是不是应该向大众普及？是不是应该写得更好看，更好懂？
傅国涌:虽然二十五史都是官修历史，面目严肃，但我们的历史一直有很好的演义传统。最有名的通俗史学作品就是《三国演义》，以及后来的《隋唐演义》等一批作品。这些书对于在大众中普及一般的历史知识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它们主要还是文学，对真正理解历史还远远不够。当代的，像黄仁宇、唐德刚等人的书可以说是比较好地结合了专业性和可读性。
我的看法是，写历史书还是不能单纯追求好看。历史首先要追求的就是真，真相，这是根本，好看是第二位的。如果能做到真，这样的历史本身就会很好看。真实的历史本来就要比很多文学家精心写的剧本还要好看。关键在于你能不能全面地、真实地展现它。我之所以反对传统史学的一些做法，主要不是它不好看，而是它有失真的地方。比如它只关注权力史、帝王将相；比如它为尊者讳，为权力者讳，只说皇帝好的一面；还有它看人往往是脸谱化的，要么忠臣，要么奸臣；要么君子，要么小人，都是二元化的。丰满的、活生生的历史不是这样的。
易中天我的书并非通俗读物
《帝国的惆怅: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与人性》，易中天著，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版，26.00元。
南方都市报:你的书《帝国的惆怅》在市场上很受欢迎，你在写这本书时的定位是怎样的？
易中天:我给这本书的定位是写给“关心历史的非专业人士”。书受到欢迎，我觉得首先是读者有对历史的需求。我写书时的总体想法是还原历史，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有史实，有史料依据；二是要有史识，就是对历史的见解；三是要有史感，就是能够设身处地地站在古人的位置上，让自己回到历史现场中去感受、思考问题。历史本身是有生命的，不是僵尸。如果这三个方面都能做到的话，写出来的历史就是完整的、鲜活的，不同的读者都能够从中看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据我了解，喜欢这本书的人有政府官员，有企业家、白领，也有大学的老师学生，有人从中看到为官之道、制度变迁；有人从中看到用人之道，有人看到管理之道、人生哲学。
南方都市报:作为专业学者，你给非专业人士写历史书的时候最注重什么？
易中天:注意，我不是历史学者。我的专业不是历史，我只是门外汉。但正因为我是门外汉，所以我知道那些非专业人士需要什么。我对自己写历史书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好看，没有阅读障碍。这是最低要求。其次是要趣味盎然；最高的要求就是要能够启迪智慧。
南方都市报:那如何保证写出来的历史的客观和真实性呢？
易中天:我只能保证自己写的句句有来历，有史料根据，但就连二十四史都没有人敢说句句是真，包括《史记》、《三国志》都早有人指责不真实，那我怎么敢保证那些史料都是真的，自己写的每一句都是真的呢？在这方面，历史精神与逻辑是否真实才是更重要的。
南方都市报:你的这种写作方法有没有受到谁的影响？比如黄仁宇。你这么看重历史的可读性是不是出于向大众普及历史的想法？
易中天:我确实受黄仁宇影响比较大，我很喜欢他的《万历十五年》。但我的书并不是通俗的、普及性的东西。我们常常有一个很大的误区，总认为那些谁也看不懂的就是阳春白雪，而大家都看得懂的东西就是下里巴人。事实上大师写的东西往往才是最好读最好懂的。像黄仁宇的作品，像钱穆大师的作品，都是很好读的。《万历十五年》和“正说”历史那一类书是两个概念，通俗作品只要好读就达到目的了，但黄仁宇的作品、大言不惭地说包括我的作品，都不是单纯的可读，还给人以回味、咀嚼、反思和感悟。
本报记者田志凌
主、配角二分下的公民
近代以降，英雄豪杰、乱世枭雄在中国历史这个大舞台上你方下台我登场，一幕幕悲喜剧如此迅速地切换，煞是精彩，令后来者眼花缭乱。简单用“善”、“恶”的标签为这些清末民初的历史人物排队，实在太过于粗暴。而不将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作区分，又心有不甘。傅国涌先生在《主角与配角》中就试图用“主角”与“配角”的二分视角，拨开历史迷雾，审视近代中国大转型时期诸多革命家、思想家以及知识分子等历史人物的心路历程。
傅先生在书中用“剧本之争”与“角色之争”来比喻近代政治人物之间的争执。所谓“剧本之争”是指政治人物间政治取向不同，比如孙中山要共和，康有为提倡改良，水火不容。所以两派人物始终未能通力合作，以实现中国在二十世纪初的政治现代化。相反，革命与改良的此消彼长却让善权术的袁世凯坐收渔翁之利。所谓“角色之争”是指谁做主角与配角的问题，主角是历史舞台的中心，配角甘心做陪衬辅助主角。比如孙中山与黄兴，傅先生称之为“配角和主角的最佳模式”。所以革命党内部章太炎与孙中山、陈其美与陶成章之争，不是革命正统所能解释的，真是“一山不容二虎”！
傅先生开篇就说:“翻开‘二十五史’，不难发现我们这个民族最发达的莫过于主角意识和看客意识，看客其实也是想着当主角的。虽然他们各自怀有不同观点、不同政见，但骨子里还是缺乏健全的角色意识所致，鲜有人愿意主动、自愿地扮演配角，更不要说堂堂正正的群众演员角色。”康有为、孙中山、宋教仁、章太炎甚至袁世凯，他们中没有一个是酒囊饭袋，他们都有能力将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带向一个现代化的道路。可惜他们之间各怀心思，没有形成历史的合力，最终演变成暗杀和兵戎相见者，中国离现代化的轨迹也渐行渐远。
但幸运的是，在那个喧嚣的舞台上依然不合时宜地出现了几位阳光式人物，为读者和我们这些后来人一丝安慰。“常败将军”黄兴就有强烈的配角意识，在国内的影响力可能超过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的孙中山，但从未有过取代孙中山的打算，同时又能坚持自己独立的判断。不过作者依然感慨，黄兴太过“谦让”，实在是“雄而不英”。蔡锷“为国民争人格”反对袁家帝制，情愿做学生唐继尧的属下。作者最为推崇的是宋教仁式的“当仁不让”，书中引用了宋教仁的一句话“夫人立志为总理，岂恶事哉？”但宋氏强烈的入政意识的目的并非让袁家当国，而是要仿效西方式政治选举制度，通过公开公正的选举走上执政之路，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只可惜，在中国最有可能走上宪政之路时，宋教仁倒在了罪恶的枪口之下，之后的历史只留下一声叹息。
傅先生本人也坦言自古中国老百姓要么做顺民，要么做暴民，强烈的主角意识背后是对“权力”的迷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对神化“主角”的最好注释，争不得主角之人也往往鲜有好下场，比如项羽、张献忠、杨秀清之流。历史细节的不断重复强化着后人“成王败寇”的畸形心态。多少世代累积起来的政治文化心理，也并非剪了辫子就算了事。在责任面前“当仁不让”，在权力面前“功成身退”，在失败面前“急流勇退”，进退自如，这才是健全的“角色意识”。
所谓健全的“角色意识”，我们可以期待杰出人物阳光般质地的心灵，比如宋教仁，但他们只是时代的异类。健全的“角色意识”只可能生长在适宜的土壤里。所谓“主角”或者“配角”也都从群众演员中来，只有在具有独立思想和健全人格并堂堂正正地争取自己的权益的现代人中才能产生健康的“主角”，后者被称之为公民。遗憾的是，当代人也不敢妄言，我们已经进入所谓“公民社会”。二十世纪初的那场纷争，可能直到现在还只开了个头。
石剑峰
看，那个人讲的故事！
《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高芾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29.00元。
产自蜀地的高芾君，是个很擅长讲故事的人。平日里朋友们聚会聊天时，他那些古灵精怪的八卦段子，往往是饭桌上最受欢迎的佐料。尽管偶尔也会神经短路，摆一个将别人的素材张冠李戴到自己头上的乌龙，但因为高同学思维敏捷，品位独特，同样的故事在他嘴里经常能翻出别样的新意和趣味来，所以当事人大多一笑置之，不予计较。不过，听高芾摆龙门阵要时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他喜欢发问，尤其酷爱反问，在侃侃而谈、意兴遄飞时，最常脱口而出的便是“不然呢”、“那怎样”之类。当然，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此时并不需要绞尽脑汁去想答案，大可以也反问一句:“那你以为呢”，高同学立马便会自己唧唧歪歪地说下去。因为熟识高君的风格，所以读他的新作《野史记》，对我而言是一件心情愉悦的事情，常常会在看到某一节某一段时，忍不住会心一笑，仿佛能看见作者从纸背后跳将出来，眉目生动地反问:“你以为呢？”
事实上，《野史记》就是一本讲故事的书，而且是一本很有趣的故事书。当这些文字以“夕花朝拾”的名义在《南方周末》上出现时，我相信读者诸君都已经领教了高芾的能耐。如今修成正果，结集为书，高君也终于得到了专场个人秀的机会，将他的全套行头淋漓尽致地披挂出来。更何况这些长长短短的文字，不过是高君数年学术生涯的副产品，端上台面却也一样花红柳绿，各有风味。而且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发现，那些零散篇章并非随意为之、茫无头绪，对于近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和人物，作者有着自己的完整思考。在看到精心设计的“政事本纪”、“报人世家”、“大学列传”和“文坛行状”等标题时，我猜不少人都会和我一样，忍俊不禁之余，又会恍然大悟地感叹一句:原来如此！
对于普通的读者而言，读《野史记》也许看重的是“传说”，那个逝去时代中的人和事，在今人看来都多少有一些传奇色彩和陌生感。而在研究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学者们眼中，这些道听途说的所谓“掌故”或许并没有那么神秘，一辈子摩挲把玩，哪天不要将蔡元培、袁世凯、胡适之这些名字念叨上几回！但是，要在那些泛黄的书页和报纸中读出“好玩”来，将原来板着面孔的档案资料演义成“野的《史记》”，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的累积，独到的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更加关键。只有这样，方能想人所不曾想，言人所未能言，在边角旮旯里找到珍珠。
故事人人会讲，但要讲得既有趣味又有格调，绝非易事。“换一副笔墨”说来简单，但如何将别人的典故说出自己的味道来，作者的技巧十分重要。在后记中高芾自己招供，在《野史记》的叙事模式上，受到数位相声大师的影响，同时也得益于表演工作坊和相声瓦舍对口语叙事传统的传承发扬。当我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那些高高在上、自重身份的正史之后，《野史记》的“说书”风格确实能给人别致的新鲜感:不做作，不煽情，放得下身段，舍得了颜面。尽管偶尔有些地方会觉得作者用力太过，但还是不得不承认，书袋子原来也可以掉得这般妙趣横生，这般引人入胜。
除此之外，作者在还原历史、体贴人物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格外欣赏《警察故事》、《紫禁城里的小吃摊》、《监狱里的故事》和《首都》这几篇。作者将自己假设成了某个具体情境中的人物，而且都是巡警、游商、狱吏等贩夫走卒之流，想像通过这些小市民的所见所闻，看到汪精卫、赛金花、彭翼仲是何模样，“林清之变”、“迁都南京”等重大事件在街头巷尾又是怎样议论，这显然是一个别具匠心的创意。总之，高君努力为我们掀开了历史帷幕的一角，将读者的思绪带回到若干年前的那个时刻，借此触摸到了那段早已消逝的时光。再辅之以精心挑选的图片，很难不让人产生“昔日重来”的恍惚感。用高君的话说，这是“一种温热的感触”。
颜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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