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越
(特约撰稿人)
虽然作家们通常处理的都是自己的所看所思和所想，也就是对自己时代的观察——即便是历史体裁的小说，一般也是这种观察的变相的体现——可是很少有作家像菲茨杰拉德
那样强调自己和所处时代的那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初登文坛的作家习惯于强调自己时代的重要性和独特性——这并不让人费解，毕竟人类的数千年的历史对于他们来说是纸面上的抽象的概念，而他用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爱恋、痛苦和追忆去塑造的那个时代自然是惟一的由血和肉构成的。如果你再自恋一点再勇敢一点，你难免会像菲茨杰拉德那样沉浸在时代的幻梦之中不可自拔。
菲茨杰拉德和姗尔达
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姗尔达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作家菲茨杰拉德，至少他的小说会是另外一个形态。
菲茨杰拉德是一位对时间的流逝极为敏感的作家，和他同时代的美国文学批评家马尔科姆·考利曾说:“他老想着时间，就像他是在一间摆满日历和时钟的房间里写作。”在写于1931年的《爵士时代的回声》一文中，菲茨杰拉德准确地将爵士时代界定于1919年的五月示威至1929年10月经济危机的开始。随后他略带夸张地将这个时代称为“这是奇迹的时代、艺术的时代、困厄的时代、讽刺的时代”。他个人的经历也恰好应和着这个狂欢的时代，伴随着它潮起潮落。1920年，在24岁的年纪上菲茨杰拉德的写作生涯就有了一个完美的开局:他的首部长篇小说《人间天堂》由当时颇负盛名的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出版，并且立刻列入全美畅销书的行列；他的短篇小说、剧本、诗歌连篇累牍地出现在当时的一些重要的报刊杂志上；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已经上映。在个人生活上，他终于迎娶了爱慕已久的南方美人姗尔达。
提到菲茨杰拉德就不得不提及他的漂亮的妻子姗尔达·赛瑞。菲茨杰拉德和姗尔达的恋爱——一个北方青年中尉和一个南方窈窕美人的罗曼史——和他们充满传奇色彩与流言蜚语的婚姻，已经在菲茨杰拉德好几部长篇小说以及其他许多短篇小说中用作素材。而姗尔达的长篇小说《救救我华尔兹》显然也是对他们婚姻生活的描绘。如果说许多作家也会有自己的来自于女人的灵感之源的话，菲茨杰拉德可以说更甚一步——他是在滥用自己的恋爱和婚姻，就像他毫无节制地酗酒一样，直到这场婚姻被写作掏空甚至扭曲。他们似乎把小说当做彼此交流的一种特殊的方式，通过那些虚虚实实的故事，宣泄他们的迷惘、抱怨和不满，提出攻击和指责，沉溺于一次又一次的自我辩解。许多人包括海明威都将菲茨杰拉德创作能力的衰退归咎于姗尔达，可是实际情形如何也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有一次，在评论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的小说《福尔赛世家》时，菲茨杰拉德认为小说的主题太沉闷，他怀疑高尔斯华绥早年可能遭到过爱情上的某种挫折，因为只有亲身涉历过这方面的生活时，他写出的东西才有活力。在说最后一句话时菲茨杰拉德也许想起了自己和姗尔达痛苦但充满“活力”的婚姻吧，这么说来，婚姻的苦涩甚至滋养了他的写作。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姗尔达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作家菲茨杰拉德，至少他的小说会是另外一个形态。三十年代中期，姗尔达精神分裂住进精神病院，1940年菲茨杰拉德因心脏病在好莱坞猝逝，六年之后一场大火吞灭姗尔达所在的医院，由于被困楼顶无法逃生，姗尔达被活活烧死，遗体面目全非，难以辨认。两人凄惨的结局和他们早年穷奢极欲的生活形成强烈的对比，并且为菲茨杰拉德充满忧郁和怀旧色彩的小说营造了最终的阴郁的氛围。
菲茨杰拉德在20年代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在商业上的，他的前几部小说销得不错，而他的短篇小说也颇受一些流行杂志的欢迎，到二十年代中后期，《星期六晚邮报》为他一篇短篇小说付出的稿酬就有3500美元，这在当年是非常高的数字。但是严肃的作家是不屑于在那里发表小说的，一次，菲茨杰拉德怂恿海明威给《星期六晚邮报》投稿，海明威的反应是:“给它投稿？扯淡。你给他们两篇吧，就算咱们俩的。”主宰那十年文坛的其实是这样一些作家:德莱塞、安德森、门肯、刘易斯、奥尼尔和弗罗斯特。1930年辛克莱·刘易斯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的末尾表达了对未来美国文学的信心，他特别提到几位年轻作家，包括海明威、托马斯·伍尔夫和福克纳，但是没有菲茨杰拉德。同样，德莱塞在1933年写的论文《伟大的美国小说》中也褒扬了一长串当代小说，但也没有提到菲茨杰拉德的小说。
菲茨杰拉德和1920年代
我们在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看到过多少个散发着浪漫气息的舞会啊，而且往往是某个心事重重的青年在人丛中寻觅他光彩夺目的姑娘。
文学从来就不是空中楼阁里的物件，它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向来是复杂地缠绕在一起的，在那个年代左倾的作家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像德莱塞、辛克莱·刘易斯、厄普顿·辛克莱、约翰·多斯·帕索斯等作家都拥有广泛的影响力。菲茨杰拉德一度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而且对于他混迹其中的那个时髦的社交圈始终怀有隐蔽的敌意。但他对他所抨击的“有闲阶级”其实是情绪复杂的，其中混杂着向往、不齿和怨恨，这种暧昧的态度当然不会为当时那些“旗帜鲜明”的左翼作家们所接受，但是他的小说最终却受惠于这种暧昧，他对自己身在其中的那个阶层的批判因而显得更为丰满和有说服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左派观点不再那么时髦时，菲茨杰拉德那些更关注个人感受的小说似乎更受批评家和读者的青睐了，当年菲茨杰拉德颇为妒忌的辛克莱·刘易斯和约翰·多斯·帕索斯似乎不再是他的对手了，美国近年出的数种文学史在列举那个年代的代表作家时，能和菲茨杰拉德相提并论的似乎只有福克纳和海明威，但这远非定论，而是此时代的文学风尚的表露而已。实事求是地说，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在处理广阔的社会题材方面确实较弱，他的小说总的来说处理的是社会的一个较窄的层面，其中充斥着形形色色华而不实的舞会、酒会和狂欢，就连他自己比较偏爱的处理1919年五一节大游行的小说《五一节》(那几乎是他惟一一部直接处理重大现实题材的小说)，也是通过对耶鲁学生舞会的描述顺便带出的。我们在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看到过多少个散发着浪漫气息的舞会啊，而且往往是某个心事重重的青年在人丛中寻觅他光彩夺目的姑娘。
菲茨杰拉德和他的小说
他有着卓越的诗人才会有的那种抽象能力，这使他的小说就算是记载个人化的生活和较窄的生活场景时，仍然能让你明确地意识到这是一部“史诗”。
如果我们能给予题材应有的重视的话，可能菲茨杰拉德还算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是他自有其过人之处，那就是他的小说中经常流露出的浓郁的诗人和梦想家的气质和风格。作为小说家，他最为倾心的作家却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济慈。他把自己和济慈划归同一种类型:“成熟得早的才华往往是属于诗人类型的，我自己基本上就是如此。”的确，他对世界的观察是细腻的诗人式的，往往能在普通的场景中发现动人心魄的美，这也是他拯救他的小说于寻常场景的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现当代小说家往往自动地将客观描写当做自己需要谨守的首要法则，就像福楼拜那样，少有人再像19世纪的作家那样离题千里大发感慨了，可是这等于是主动放弃了一种手法，虽然这种方法的运用带有极大的危险性，换句话说，只有那些真正高明的作家才敢动用。而菲茨杰拉德正是这样的作家，就这一点，不妨将菲茨杰拉德和他同时代的两位作家作一个比较。海明威的小说善于紧紧抓住人物的行动和对白，小说显露出来的首要品质正是他追求的硬朗，当然这种品质也是整个现代主义一再确认和追求的，这使他的小说很容易获得不无教条倾向的批评家的赞誉。托马斯·伍尔夫是那个时代另一位被誉为天才的作家，他也是才华横溢长于抒情的，可是他的小说语言抒情得多少有些陈腐——尤其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就这一点而言，他和菲茨杰拉德还不在一个档次上。菲茨杰拉德小说的诗意不在于表面的诗化的语言，而是在于他的整个感受方式是诗歌式的，他有着卓越的诗人才会有的那种抽象能力，这使他的小说就算是记载个人化的生活和较窄的生活场景时，仍然能让你明确地意识到这是一部“史诗”。
菲茨杰拉德最重要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篇幅并不长，译成中文之后只有12万字，可是由于菲茨杰拉德出众的抽象能力，这部小说所承载的意义远远超出了通常这么长的篇幅所能承载的。它几乎成为一个时代的寓言——甚至一个有关美国梦的寓言。这部小说结尾部分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且有同感的人显然不在少数，数部美国文学史都便利地将它当做对那个时代文学描述的总结，它成功地将一部表面上看起来不无感伤情绪的爱情小说提升到广义的诗的高度。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同时，菲茨杰拉德还写了160余篇短篇小说，翻译成中文的有22篇，其中新版的《疯狂星期日》有16篇，另外还有早几年出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8篇(《阔少爷》和《疯狂星期日》两篇是重合的)。总体而言，他的短篇小说成就不如长篇，这些短篇小说大多是给一些流行杂志撰写的，因为它们可以支付更高的稿酬。这些小说通常都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华美的修辞，以及上流社会人士的喜怒哀乐(当然，杂志对于上流社会总是趋之若鹜)。译成中文的这些短篇小说已经是他各个时期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品了，可是他早期的小说——比如《头与肩》、《伯尼斯剪发》、《近海海盗》等——还脱不出校园小说的窠臼，尽管小说本身写得生动流畅，但是无论社会意义还是文学价值都不大。他最好的短篇小说是《阔少爷》和《五一节》，前者不动声色地抨击了所谓的上层社会的虚伪，而后者则是对现实重要题材所做的一次有深度的尝试。这两篇小说在菲茨杰拉德一贯的细腻之余，还有着菲茨杰拉德通常并不具备的硬朗和力量。《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和《本杰明·巴顿奇特的一生》则是他最为别致的小说，两篇小说都充分发挥了他幻想的特质，像是出自爱玩超现实主义理念的意大利小说家(比如皮兰德娄或卡尔维诺)之手。
图:
《疯狂星期日》(美)菲茨杰拉德著，张力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7月版，25.00元。
《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美)菲茨杰拉德著，巫宁坤、唐建清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2月版，2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