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贤风采
丁东(学者)
《储安平与〈观察〉》，谢泳著，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10月版，25.00元。
谢泳的《储安平与〈观察〉》是一本新书，也是一本旧书。
说是新书，因为这是第一次以基本完整的格局面世，而且配了不少图片。
说是旧书，因为书稿在1993年已经完成，最初一些章节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不久引起当时《读书》主编的沈昌文先生的关注，也在内地的期刊上发过一些。主要内容在1998年出版过一次。但当时作为《〈观察〉研究》有机组成部分的两个附录，都被出版商拿掉了。这样或许提高了卖点，学术性却受到伤害。
我和谢泳相识于二十年前，当时他才20岁出头。他毕业于晋中师范专科学校外语系，最初任学报编辑，热衷于当代文学批评。1985年山西省作协创办《批评家》杂志，把他从榆次调来当编辑。我那时也写一点评论文章，很快和他成为朋友。不久，他便在报告文学评论界露头角。他的评论，不喜欢就事论事，而力图从宏观上概括文化的趋势，提出标新立异而又切中时弊的理念，并且由报告文学的研究，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学创作的主流日益远离社会关怀。谢泳却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关怀的人，自然对文学评论失去了兴趣。于是他集中地思考中国知识分子问题，而入口就是在“文革”初期死于非命的储安平先生。
在上世纪70年代末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时，储安平是为了证明反右必要性而未改正的几个右派之一。1980年代戴晴写了一篇长文，引起读者的关注。谢泳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他从储安平1957年的遭遇，追寻到《观察》杂志的兴衰，进而追寻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追寻到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和思想传统。这种研究，又辐射到整个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引起了对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的重新反思，引起了对自由主义思潮及其历史命运的再认识。
储安平和《观察》为什么值得下气力研究？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十多年前，在太原，有一位很出名的山西作家就对谢泳提出过质疑。他认为，《观察》没什么好研究的，谢泳有精力应当研究《山西日报》。《山西日报》也许有其值得研究的地方，但我认为，谢泳选择储安平和《观察》来研究，还是比研究《山西日报》要高明。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以国民党为一方，以共产党为另一方，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内战。居于当中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表达自己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关切。储安平于1946年9月在上海创办的《观察》周刊，就是当时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议论时政的杂志。这份杂志到1948年12月被国民党政府查封，前后只存在了三年多，却是储安平一生最成功的事业。谢泳概括:“储安平的《观察》政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对国民党腐败政治的批评。二是对学生运动的同情和支持。三是对言论自由价值的维护。”在1949年以前，自由主义思潮曾经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相当活跃。他们在政治态度上虽然有的偏左，有的偏右，但在主张维护人权、争取民主宪政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这群以大学教授为主的知识分子，积极议政，主要是批评当时在朝的国民党政府。这一段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较充分地表达自己的社会政治理想和舆论功能的时期之一。
自由主义有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坚决维护你的表达权利。《观察》和《文汇报》当时在倾向上有明显差异，在《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眼里，《观察》是偏右的。1947年，上海《文汇报》及《联合晚报》、《新民报》被国民党政府封闭，《观察》却和《密勒氏评论报》成为当时仅有的敢于站出来直言的媒体。储安平在《观察》上发表文章说:“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车的怪声驰骋于这十里洋场之日，我们仍然不避危险，挺身发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存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们的肩上，虽然刀枪环绕，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义当前，我们实亦不暇顾及一己的吉凶安然了。”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储安平和《观察》在国民党专制淫威下表现的一腔正气，今天仍然让人感动。
谢泳这本书，意在复原被忽略、被遮蔽、被遗忘的历史，但全书语气平和，处处以史料说话，议论十分节制。然而，由于历史的真相被扭曲和遮蔽的时间过长，展示出来，竟也产生了始料未及的启蒙意义。几年来，为之共鸣的不光有年逾古稀的老年读者，也有求知欲很强的青年读者。他们感到，谢泳的研究，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史的思路。的确，循着新的思路，可以看到一幅全新的历史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