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的主题为”今日女性”
女性生活故事的忠实记录
“今日女性”，这是12月7日到10日举办的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的主题。也许纪录片在表现弱势群体上，会具有某种特殊的魅力，在表现女性这个时候，也呈现出丰富的
形态和感人的力量。此次纪录片大会都主要围绕“今日女性”的主题，记录真实生活中女性的故事。家庭暴力、妇科疾病、失业、抚育子女……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女性的生存。文化的宽容在纪录片大会上充分得到了体现。
据本次纪录片大会秘书处副秘书长王建忠介绍，本次纪录片大会的热点较为分散，但不同的纪录片也各自吸引了不少目光。去年凭《姐妹》赢得关注的导演李京红今年又捧出一部《贝尔》，从家庭暴力倾向的受害者角度来记录弱势女性；《天堂之路》关注中国家庭的情感教育，《我的宝贝》展现出智障女孩的家庭并不仅仅是苦难，也有平凡生活……
在纪录片大会的开幕现场上，放映了独立导演周彤的作品《中洞纪事》和南宁电视台杨昭导演的《高管教》，以及一部德国纪录片《波兰女老板》。前两部中国的开幕献映片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同时，广州电视台本土拍摄的《阿八姑》一片，也为了谈论话题之一。
纪录片代理商郑琼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纪录片导演的人生观、生死观非常重要。《中洞纪事》在故事的最后便是与死神擦肩而过。这个故事很简单，中洞村是贵州最偏远贫穷的地方，当地人的年均收入150元。王东灵是一名来自河南三门峡的志愿者，2003年来之前是一位护士，成为这里的第一位教师志愿者。她在这里不拿一分报酬，还经常把自己单位给予的补贴救济和扶助这里的孩子们。
2003年，周彤拍一位日本慈善家清目扬子的纪录片时，跟着她一起去找中洞村小学捐赠时，被当地的外事部门挡住了。清目只能把捐款交接，很遗憾地走了。周彤当天晚上悄悄打了辆出租车，从贵阳回到安顺，再来到了山脚。周彤的本意只是想求证一下那些赠品能否到达孩子们的手里，了解了些情况，简单地拍了点素材。他听到当地人谈起王东灵老师特别受大家的欢迎。于是，周彤便找到她，希望拍摄。她没说愿意也没说不愿意，但态度很真诚，直说孩子们很可怜，吃不饱饭，希望多些人来帮助她们。
2003年9月2日王东灵来之前，当地一、二、三年级学生的语文、数学平均成绩，只有30分。代课老师的工资只有30元，都是初中没有毕业，只有小学学历。这些孩子是被反复游说之后被迫上学的。有些学生住在附近的山上，带着午饭走两个多小时山路才到学校，有时就一整天不吃饭。
但显然，在周彤的眼里看到的，贫穷的中洞村并不是一曲牧歌。他直言对这部纪录片并不是很满意:“显得太‘正’了，缺少颠覆性，创新不够。”
王东灵对自己不愿多说。她并没有告诉原来在三门峡的单位让她来支教，每个月给她发一千多元的工资，她全都花在学生身上，一分钱都没有给自己留下，哥哥来看她带来一点米和生活用品，她也尽可能地分给孩子们。本来，还有一位姓徐的志愿者，他来这里支教，主要是可以靠此拿一个证明，回单位以后工资可以升几倍，还可以入党，有种种好处。周彤也想拍拍他，但这个人基本没怎么来过学校，只能作罢。
在这个学校里，小孩子们惟一喜欢的就是这位王老师。其他老师会用当地的苗话骂他们，甚至体罚他们。地方虽小，但人际关系仍然十分复杂。王东灵告诉周彤，她挺厌倦山洞里的大人的，太懒；对其他老师的印象也不好，他们各有各的小算盘。经过这次支教，她在思想上有特别大的转变。在三四月接受采访的时候，王东灵说过:“我来支教，肯定不是一时冲动。”她在这里一直帮助这些小孩，也看到一些很丑陋的东西。一次，别人捐赠了6大包衣物，结果县里把好的、能穿的全挑走了，只留下很差的给孩子们。大冬天的，有的小孩只挑到一条裤衩。王东灵明白了，以后，她找人捐赠的东西，必定要亲自发到小孩子手中。
王东灵寄宿在一个老乡家里，除了山洞里的几十户人家之外，平时她接触不到别人。那个房子里没有电，特别黑，她天一擦黑就去睡觉。
但在这部纪录片里，周彤想表现的东西，不仅仅是支教老师王东灵的爱心与品格，还有贫穷山乡中所存在的虚伪的东西。当地县政府明确拒绝了他的拍摄要求，不希望他把这里的情况让外界知道。这里的人，不仅受着贫穷的折磨，也受着没有文化与懒惰的苦。王东灵作为一个外来者，她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周彤说，王东灵很想帮这些孩子们，但是，这里仅仅数十位村民，人际关系却如此复杂，看到的人性阴暗的一面又让她不想再继续呆下去。
但是，在纪录片拍摄的最后，出了一次车祸，王东灵生命垂危。导演周彤说，这次车祸纯是意外。而摄像机在这次车祸中摔坏了，才拍了一点点就完全不行了，很可惜。后来，修理就花了八九万。
2004年7月份，王东灵带着几个孩子下山去赶集。30多公里的山路，他们从早上5点出发，中午12点到达了集市，王东灵给孩子们买了不少小礼物，给孩子们改善伙食。回去的时候，精疲力竭的一行人坐上了一辆农用卡车，结果车翻了，造成1死25人重伤。王东灵就是伤得最重的那个，导演周彤也在这辆车上。
这次拍摄让周彤至今仍心有余悸，因为车祸死去的那位小伙子就紧挨着他。他只想保住那架价值十几万的摄像机，可惜还是摔坏了。周彤满身是血，一条脚怎么都动弹不了，拼命地拔，才发现那个小伙子临死之前本能地紧抱着他的腿。周彤只轻微擦伤，小孩都没事，而王东灵被压在了车子最底下，周彤把她从车底下拉出来。
在纪录片里，生命垂危的王东灵绝望地对小孩子们说，“你们站起来，把我的手拉起来啊。”也许是怕一松懈，生命就会流走。救护车两个小时后才到。摄像机的前半部分已经摔碎了，周彤试了一下，居然还能拍出黑白片，于是赶紧再拍了一段，没一会，摄像机就彻底拍废了。
王东灵摔成盆骨粉碎性骨折、脑震荡，后来被转到大医院里，主治医生告诉周彤，她很可能以后都不能生育了。这次车祸让王东灵的情绪波动很大。周彤在医院准备打电话给她的父母，可不知道该怎么对二老说。后来找到她的朋友，告诉了她的父母、哥哥过来看望她。
这部独立制作的纪录片是周彤一个人全程拍摄的，是从50盘长30分钟的母带里剪辑出来的30分钟，没有过多地表现其他的枝蔓，周彤这次参加评选活动的还有《方芳》及《彩云之南是我家》两部片子。周彤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专业，曾任《新闻故事》、《热点人物》总制片人，现在任独立制作人，是一个标准的从体制内走到体制外的导演。
后来，周彤还与她通过几次电话，现在，她的身体大体恢复了。“她是一个真正的志愿者。”周彤感慨道。现在，王东灵还在贵州支教，不过换了另一个地方。
记者试图联系王东灵。但是，她没有电话，只是一个礼拜去一次公用电话亭打电话。
另一种女性生活
生死之前的情感困争
《高管教》一片的主人公高雪梅是看守所的一名普通女管教，马鸿燕是看守所里的一名在押人员，2003年因贩毒被抓，后被判处死刑，现在正在等候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一个是管教，一个是死刑犯，两个人在看守所相处了两年的时间，渐渐地她们成为了好朋友。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但两人心里都明白离分别的时候越来越近了，虽然已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但最终有一天一个人将亲手把另一个人送上刑场。“我很想纪录这种复杂的感情。”导演杨昭说。
在执行死刑前一天，高雪梅已经接到了通知，但不想给马鸿燕知道，不想增加其心理负担。于是，她在替马鸿燕剪头发的时候，照常与她说说笑笑，虽然心里很难受，却不能表露出来。摄像机客观地记录着两人的笑脸时，知道真相的观众仿佛也是分担着她们的痛苦。
按惯例，每年国际禁毒日6月26日前后，都会枪决一批毒贩。马鸿燕也知道这一点。从6月10多日起，她每天早上5点多起来，洗漱完毕就坐着在等。在马鸿燕被执行枪决的前一天晚上，高雪梅刚好值夜班，跟马鸿燕聊天，聊了好一会，出门的时候走得特别慢，一路走一路抹眼泪。导演杨昭问:“高大姐，你心里不是不特别难受？”后来，杨昭告诉我，他把这个抹眼泪的细节拍摄下来了，可惜晚上光线太暗，效果不太好；高雪梅也希望他们不要录这一段，导演尊重了她。
执行这一天，按规定，高雪梅要把马鸿燕绑好。她提出过要求，不想亲自去绑马鸿燕，但组织上没有同意。可以看得出来，高雪梅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控制着情绪。本来她不必亲自把马鸿燕送上刑场的，但马鸿燕提的最后一个要求是:请高雪梅送最后一程。高雪梅于是跟法警一起去刑场了。一个多小时后高雪梅回来脸色很阴沉，只给摄像组打了声招呼，就回办公室了。
工作和生活都还在继续，从脸上，看不出高雪梅有什么变化，但导演杨昭告诉我们:她心里一直很难过。一般管教常常对在押人员采取高压政策。能与被管教者成为好朋友，高雪梅就与一般管教不同，她现在还常常收到在押人员的信件。高雪梅的经历坎坷，儿子在患尿毒症时得到了许多人的帮助，这对她的人生态度也有影响。
人物访谈
请纪录片“说人话，讲故事”
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不仅是中国惟一的专业性纪录片大会，也是目前中国惟一的纪录片交易平台，引入与国际接轨的纪录片DOCUMART交易形式，让制片人和买方面对面直销。在会场上，买家和卖家都成了最受欢迎的人，而多个展示会以及交易会也成了本次纪录片大会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本报专访了目前中国惟一一位专业纪录片代理商郑琼，她也是中国零频道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这一次，她一共带了旗下的十位导演参加纪录片大会。
中国纪录片30分钟卖30美元
南方都市报:今年是第三届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与前两届相比，有何不同？
郑琼:明显比去年成熟了。第一年是一个研讨会，第二年就引进国际市场交易模式，第三年大会成为国内惟一的专业性纪录片大会。在纪录片交易上，也有显著变化。目前国际上通行的纪录片交易方式都是卖预售方案，但去年大家都不懂这个游戏规则，还是带着成品过来，结果成品太多了，交易不畅。今年知道的人比去年要多，还有专门的预售方案交易会。今年的活动也比去年组织得较有条理，但很可惜，还有很多导演没有来。
我参加过一些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纪录片交易会，主要以售卖预案为主。加拿大非常local，卖家100％是加拿大的，买家60％以上都是加拿大各电视台的；澳大利亚外国人稍多一些，但主要还是澳大利亚人；而广州的纪录片大会看起来最国际化，近三分之二是老外。其实这是不正常的。中国还有很多该来的纪录片导演没来。我觉得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去面对国际化。中国的纪录片缺少一些真正有力量的拳头产品，要卖到海外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是靠一两个大会就能建立起来的。
南方都市报:你们买卖纪录片的价码是怎么样的？有无等级？
郑琼:中国有3200个频道，但是能接受和购买纪录片的只有20个左右。只有省台才会设有纪录片栏目，但是经常都是由本台的人制作的，没有购买意愿。在中国做独立纪录片，是不能赚钱的。按中国目前的平均水平，30分钟的节目卖给一个电视台大约是30美元。在中国，能接受每分钟100元价格的电视台，不超过5个。
我就刚刚把一部片子卖给东莞电视台，卖了100元。可是，再少也要卖。因为不去做这个工作，就永远没有；做了，我们就可以指望下一步做得更好。有些导演还不愿意，觉得自己的作品很好，我还得给他们做工作。我们在其中收取佣金，但收得很少，因为他们的收入本来就非常少了。目前还没有建立不同纪录片之间的价格差异，基本上是一样的。
南方都市报:在纪录片方面你主要是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郑琼:我们天天在跟电视台沟通，每天除了睡觉就是在沟通。因为我们就是卖东西。现在挺多导演都主动来找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做这个工作。我现在是一个召集人，把中国国内最优秀的导演召集起来，力图盘活中国的纪录片市场，先把他们做的纪录片卖出去，赚一些钱回来，再为他们找一些活。公司99％的精力都在做纪录片。
海外市场并不特别重要
南方都市报:纪录片的市场这么不乐观，那么在你在看来，有什么办法能促进其交易和发展呢？
郑琼: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市场。我想，首先应先把国内的平台做好，进入中国主流频道更重要。我们不应把希望都寄托到卖到国外去，也不要觉得海外市场就特别重要。去年，我们的纪录片《姐妹》就赚了三百多万。只要抓住大多数人的感动，好的内容，不仅在国外有市场，在国内也有市场。
南方都市报:你心目中对好的纪录片的定义是什么？
郑琼:我对好的纪录片的定义就是:“说人话，讲故事。”希望拍一些反映中国人的普通的生活，展现一个个活泼饱满的生命。个体生命故事是最重要的。摄影机本身是冷的，摄像机背后的眼睛如何看待是关键:导演是否把内心的体验拍出来，决定了片子的高低。
南方都市报:西方纪录片的投资情况如何？
郑琼:以加拿大为例吧。在加拿大，拍纪录片既可跟政府合作，又可独立制片。在加拿大融资拍片，有许多资金的支持，很有希望在项目还未开始前，就可拿到15％－25％的退税，甚至高达45％。只要是跟加拿大政府合作的，制作优惠很多，60％的资金可以保证，剩下40％也可以用向美国及其他国家预售版权的方式、甚至抵押房产的方法获得资金。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找到国家资金支助。在加拿大要求拍摄都有一个明确的投资计划，有关于各种经费、各种合约、参加方的职责等都很分明，这样才能开始拍摄。预售方案有无市场最重要，能拿到的资助多少也是差异很大的。23年前，加拿大纪录片的处境就跟中国现在的一样，后来，导演们联合起来，组成了纪录片的联合会，给政府施加压力；同时一些优秀的纪录片在国际、国内也获了奖，终于获得了政府政策性的资助。
但在中国还没有这种预售方案的习惯，只有极少数人可得到企业赞助，能获得预售版权的也极少。中国的独立导演还兼有各种身份:制片人、导演、摄影、剪辑、录音等。他们不得不参加竞赛或拿奖，虽不能拿到钱，但能为其拍摄下一部片子提供方便。
南方都市报:你是目前中国惟一的纪录片代理商吗？
郑琼:不知道，但我并未听到中国还有其他的纪录片代理商，不过我一点都不喜欢我是“惟一的”。中国这么多导演，我不可能所有都takecare。目前，我们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能干活的人。
我的愿望是:推动一到两个联合制作的项目，一到两部纪录片上影院；并希望明年再来广州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出现真正的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纪录片基金。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买家。
本报记者侯虹斌实习生张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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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贫困地区支教，成为许多纪录片的题材。资料图片
《中洞纪事》的拍摄背后本身就有一个动人故事。资料图片
